加爾文生平
加爾文在1509年7月10日生於法國比卡地的諾陽（Noyon,
Picardy），當加爾文出生時，馬丁路德已經廿五歲了，加爾文是宗教改革的第二代領袖。當他略為懂事時，改教運動已在歐洲風起雲湧。
宗教改革不是某個中央統籌、有計劃部署的運動，而是在一個思想風潮的蔓延影響下，由各地的神職人員或信徒自發興起的，因此，每個地方的宗教改革都是由一位或數位領袖帶領完成的。德國的宗教改革由馬丁路德和墨蘭頓推動，蘇黎世（Zurich）的領袖是慈運理
（Huldreich Zwingli，1484-1531），在施塔斯堡（Strasbourg）是布塞珥（MartinBucer，1491-1551），在巴塞爾（Basle）是厄科蘭巴丟（J.Oecolampadius，1482-1531），在日內瓦則是法惹勒（GuillaumeFarel，1489-1565）和本課要說的加爾文。這些改教者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組織上的聯繫，但在改教者思想上有許多雷同處，他們個人的神學取向直接地影響了當地更正教的發展面貌。
加爾文出身於一個頗富裕的家庭，有頗不錯的成長環境。他的父親（Gerard
Calvin）在本城教會擔任主教的書記。父親一心要培育他成為教士，在他十二歲那年，便利用教會的「聖俸」（資助學額）把他送到巴黎讀書。他先後在馬其學院（College
de la Marche）和蒙太居學院（College de Montaigu）就讀，修習哲學和辯證學等人文學科，作為讀神學的預備。
在此期間，加爾文讀了不少奧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和伯納多（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的著作，對他日後的思想有顯著的影響。不過，由於宗教改革運動對教會的負面影響，加上法律專業更易賺錢，父親改變心意，他令他捨棄神學而專攻法律，加爾文並非一個執著己見的人，對父親更是順服和敬畏有加，於是在1527年轉到奧爾良學院（University
of Orleans）和部日學院（University of Bourges）讀法律，法律的研究培養了加爾文的分析和組織能力。由始至終，加爾文未曾進入神學教育的殿堂，沒有接受正式的神學訓練。
1531年，加爾文的父親去世，他得以擺脫父親的期望，轉回巴黎，在霍地學院（College
Fortet）修讀人文學科，特別是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這是他最喜愛的科目。
加爾文生平最大的轉捩點是1530年前後，當時，加爾文正在巴黎讀書，認同宗教改革運動，接受更正教思想。由於他自己沒有明言在甚麼時候作出這樣的轉變，學者至今仍無法達致一個公論，一般估計為1527至1534年。
據加爾文在其《詩篇註釋》自序的自述，他的宗教信仰曾經歷一次突然的皈依（sudden
conversion），從而發現教皇制度的迷信性質，並且否定大公教會的神職人員制度、對傳統的過分高舉，和對彌撒及聖禮等看法。不過，由於加爾文是個循規蹈矩的人，信仰態度保守而執著，對新生事物是不可能一下子便接受下來的，因此，他的皈依可能是經歷一個較長時間的轉化，逐漸形成的。
在加爾文讀書的時候，路德思想已經在各地流播，他應曾片斷地接觸路德著作；也肯定聽聞路德和慈運理在1529年召開的馬堡（Marburg）會議中，企圖協調雙方的宗教改革思想的分歧，但至終無法在聖餐問題上取得共識的故事。因此，加爾文在此時期受路德思想影響，是毫無疑問的。不過，促成加爾文思想轉變的最主要因素，是他自行閱讀聖經，從而經歷上帝話語的大能（他多次提到聖經的這種改造生命的能力）。
1533年11月1日，加爾文的一位好友確克（Nicolas
Cop）被委任為大學的院長，在就職禮的講道中，確克引述宗教改革先驅伊拉斯姆對登山寶訓的解釋的若干觀點，將新宗教與舊宗教作一對照，被認為是鼓吹路德主義的思想，這就使加爾文被捲進宗教改革運動的旋渦中。確克低估了這篇講章所煽起的反對浪潮，他的講道觸怒了反對宗教改革的政府和教會人士，因此，確克被控為傳播異端，當局懸賞三百法郎通緝他。為了逃避被逮捕的命運，他與加爾文被迫逃亡到國外（加爾文由朋友用繩子從窗戶把他放出，他裝成一園丁逃往城外）。為甚麼此事會牽連到加爾文的頭上來呢？除了因著他是確克的好朋友外，有說這篇講章事實上是由他代筆的，故他逃不掉這個責任。
加爾文首先逃回家鄉，然後才輾轉在1535年前往瑞士巴塞爾（Basel）。由於那時加爾文已皈依及涉足改革運動，他決定不再從事人文科學的研究，轉而認真探究宗教改革的思想，特別是改教的神學理據。他開始廣泛的聖經和神學研究，並著手撰寫他的名著《基督教要義》（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1536年3月，也就是加爾文二十六歲那年，《基督教要義》的初稿面世。它是一本篇幅不長的教義總綱，加爾文刻意以簡單的手法，同信徒陳述更正教的教義，這書的出版及風行奠定他對更正教神學的貢獻。
加爾文撰寫這書的首要目的是護教。因為他目睹法國的更正教思想極其混亂，人們無法分別出甚麼是改教者的正確信仰，甚麼是重洗派（在加爾文眼中）過激的反政府與反社會的觀點，故對宗教改革有許多偏差的傳言。加爾文極欲釐訂一套更正教的教義，為其賦予正確的神學身分，藉以掃除社會上的誤解和恐慌。他將這本書連同一封信呈獻給法國國王，期望法王能以較仁慈和公正的態度來對待更正教。不過，除了護教以外，教導信徒也是加爾文撰寫本書的另一個關懷，他也希望為那些飢渴尋求真道的信徒提供一本簡易的信仰手冊。
加爾文在日後不斷將《基督教要義》擴充修訂。1541年首個修正版面世。1559年三度修訂，這是第五版的《基督教要義》。從他先後撰述並增補達二十三年之久，可見他對此書的重視，不過，他至終沒有對他在年輕時所擬定的教義作過任何重大的更改（換言之，加爾文的神學框架和基本觀點在二十六歲那年便已確定了）。
1530年，此書出版的那一年，加爾文開始他的歐洲之旅，他先到意大利，折返法國，然後打算重回施塔斯堡或巴塞爾，但因戰爭的爆發，最後他去了日內瓦。
日內瓦位於瑞士西南，人口約有三萬人，主要語言為法語，是一個堅固的城邦（City
stated）〔城邦是以單一的城市作為小型國家，有獨立的自治政府及市議會，由市議會管理整個城市〕。在加爾文踏足這個小城邦那年的5月21日，市議會剛通過接納宗教改革，廢止天主教的彌撤，以聖經來作為崇拜的基礎。
由於舊有的宗教與道德規範解體，而新的制度又未曾建立，社會變得失衡混亂，問題重重，那時在日內瓦市議會擔任領導官員（leading
minister）的法惹勒（比加爾文年長二十歲），早於532年便到日內瓦，以客卿身分推動當地的宗教改革。他自知無法控制日內瓦的局面，得知加爾文路過後，乃親往拜訪，要求他留下協助宗教改革。
加爾文最初只打算在日內瓦停留一睌，他也沒有在某個地方實際推動宗教改革的抱負，故拒絕法惹勒所請。法惹勒嚴詞責備他：「我實在對你說，在上帝這一方面，如果你拒絕在這裏與我們作上帝的工作，上帝要咒詛你；因為你以求學作口實來棄絕我們，你把自己放在上帝之上」，聲言他若拒絕順服上帝此時的呼召及祂全備的安排，必定招來上帝的咒詛。在這樣的壓力下，加爾文終於接受了法惹勒的邀請，成為日內瓦教會的領銜牧者和學者。
在法惹勒的鼓勵下，加爾文著手草擬教會典章，制定日內瓦教會的組織及法規。他是讀法律出身的，起草這些條文並無任何困難處；不過，因著他的思想較為清晰嚴謹，不願意對複雜多元的現實作出妥協調適，或以模糊字句含混過去，故他所起草的條文（如禁止跳舞、關閉賭場等）要獲得公眾認同接受，並不容易。那些出於追求個人自由而支持宗教改革的人文主義者，對他要求執行教會紀律以保持教會純潔的做法深惡痛絕，他們特別不接受加爾文禁止道德有虧者領聖餐的明文規定，乃鼓動群眾反對他。最後，市議會召開緊急會議，迫令加爾文和法惹勒在三天之內離開日內瓦。
1538年復活節，加爾文被迫逃往德國西南部的施塔斯堡（Strassburg）。
由於施塔斯堡急需一位牧者，當地的改教領袖布塞珥便邀請加爾文出任聖工，加爾文拒絕這個邀請有十週之久，最後，布塞珥便仿效法惹勒的策略來威脅他，對他說，如果他拒絕，「上帝會知道怎樣來尋找祂悖逆之僕，尤如祂找到約拿一樣」，加爾文再次覺得有上帝的手加在他身上，於是便出任牧師一職。
施塔斯堡的改教領袖布塞珥是一位偉大的神學家，既秉持路德的主要思想，亦兼容慈運理派與重洗派的某些看法。加爾文受布塞珥的影響甚大，有說他是在此時期才隨從布塞珥正式且有系統地修習神學；不過，對加爾文而言，最寶貴的莫過於親眼看到布塞珥如何處理教會和社會的事務，執中持平地推動一個城市的改教工作。加爾文除了在布塞珥所主持的一所學院中任教外，也負責牧養當地一個法國人的更正教信徒群體。期間他與一位孀居的重洗派信徒愛麗（Idelette
de Bure）結婚。
有一日加爾文悶坐斗室，正值路德的同工墨蘭頓（Melanchthon）到訪，他說了一句笑談：「我看加爾文是想太太了！」加爾文默認他曾經這樣想過，他生性怕羞膽小，所以請求法惹勒作月老。及至法惹勒問他的條件如何時，他說：「我不像那些瘋狂式的求愛者，甚至他們的手一與女人接觸，連她們的錯誤之點也擁抱接受，女人所吸引我的唯一美德就是貞節、親切、不挑三弄四、儉樸、肯對我的健康表示忍耐。」經過幾次的說媒，但都沒有撮合，最後他在1541年8月與本教會的一位寡婦愛麗（Idelette
de Bure）結婚，婚後生下一子名雅各，但不幸數日後死去。1549年，愛麗離世，加爾文後來沒有再結婚。
日內瓦在與天主教會脫離關係後，長期處於無序的狀態中。社會和教會的秩序都無法建立；加上瑞士城邦處於列強環伺之下，信奉天主教的城邦欲將日內瓦重新納入天主教的陣營之內，製造許多有關改教運動破壞社會和人心的不利傳言，整個城市經常處在恐慌和混亂中。在宗教方面，那些善於與權貴妥協、個人道德操守卻不佳的牧者佔據了教會的高位，招來許多反對之聲，不少有名望的人甚至拒絕從這些人手申領取聖餐；他們積極呼籲讓加爾文和法惹勒重返日內瓦，撥亂反正，匡復教會和社會的秩序。
在加爾文離開日內瓦後，一位樞機主教沙杜里多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日內瓦的議會和人民，批評改教者的動機並不純正，並鼓動他們重投天主教的懷抱。加爾文輾轉得到這封信的抄本，乃寫了《答沙杜里多書》以作反駁，書中激烈地抨擊天主教會所存在的罪惡。
1540年9月市議會委託一位會員派代表到施塔斯堡，要「設法敦請加爾文牧師重歸日內瓦」，幾經掙扎後，加爾文才順服這個他深信來自上帝的決定，重返日內瓦，領導教會的重建工作，一直到1564年逝世為止。
加爾文的健康一百不佳，每天只吃一頓飯，每晚只睡四小時；才三十歲便開始疾病纏身，五十歲後更形惡化，最後在五十四歲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