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優越的亞利安主義，使納粹政權瘋狂殺戮猶太人，
丟棄僅存理性、揉碎最後恩慈之心！
連高舉耶穌之愛的基督教會也不例外。
潘霍華──德國教會最後的良知，毅然走上刑台，
至今依然向世人見證神的愛……　

一九四五年，4月9日，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德國信義宗的神學家、牧師，以叛國罪，在福洛森堡（Flossenburg）集中營，被處絞刑。臨終之前，他託人帶信給他的英國朋友貝爾主教：「這是終局，然而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開始。」

目擊執刑的營房醫生追述，他看著潘霍華在被帶到絞架之前，跪下來，禱告。「我深深為這位可敬之人所感動。如此虔誠，如此肯定神聽了他的禱告。」他描述：「抵達行刑地點，他再有一句簡短禱詞，然後勇敢鎮定地走上絞架的台階……。五十年來，身為一個醫生，我幾乎未曾見過一個人這樣完全地降服於上帝的旨意裡，從容就死。」

三個星期後，希特勒自殺。5月7日，歐戰宣告結束。

一九四二年，在獄中，潘霍華寄給他親人、好友的聖誕禮物，是一篇短文「十年之後」。文中，他提醒他共事的夥伴，關於他們願為之捨命的那一個理想：「我們曾經學習從社會底層，從那些被遺棄、被視為嫌疑犯、受虐者、受壓迫的、被辱罵的，沒有能力的……總之，從那些受苦者的觀點，來看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他對他們提出耶穌基督的榜樣：祂願意為維護世上窮人和被遺棄之人而冒死，且死於酷刑。

從一九二○年開始，潘霍華家族即沉浸於反納粹的氣氛中；這家族一直與德國反閃族主義（anti-Semitism）抗爭。他們是德國高貴、富裕、典型知識份子的家庭，代表德國傳統自由思想的上層社會，崇尚個人的人格正直和公民責任。

潘霍華的父親是當時學界權威的精神和神經科醫師，同時任教於柏林大學；這位受科學訓練的父親鼓勵孩子們獨立、自制、客觀的精神。母親是宮廷牧師之女，在信仰方面影響子女甚深，從小教導他們熟悉聖經、詩歌、基督徒信仰的傳統。

在潘霍華身上，結合了父親客觀分析的性格和母親敬虔實際的精神，在這個可敬愛的家庭裡，他被撫養長大、受支持。潘霍華是個熱愛生命的人，看重誠實和自我的紀律，喜愛與人交往、享受人際關係的喜悅，愛好文學、音樂、藝術；少年的他，鋼琴琴藝精湛，是極具潛力的音樂家。

然而，十四歲的潘霍華卻宣布他希望成為一個神學家和牧師；這震驚了他的家人。他的兄弟認為教會服事是屬於那些器量狹小的布爾喬亞階級；他的父親也有同感，但保持沉默，寧願讓孩子自己選擇。

當他的家人批評教會不過是服事自己，而且表現得像個懦夫時，潘霍華閃過一個堅定意念：「倘若如此，我一定要改變她！」

根據家庭慣例，潘霍華在杜平根大學修一年課後，轉讀柏林大學。大學時代的他，深受傑出教會歷史學家哈納克（Adolf Harnack）和信義宗學者侯爾（Karl Holl）的影響。

由於還不到按牧的最低年齡，另一方面也需要實際牧會經驗，潘霍華暫停學院的生活，申請在西班牙巴塞隆納的一個助理牧師之職。那個教會的成員，大多以當地的德國商人為主。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經濟大蕭條的浪潮襲來。那是潘霍華首次與貧窮的猙獰面目相對，他傾盡全力協助失業的人；在窘困時，他甚至必須在經濟上求援於家人。

稍後，潘霍華回到德國，著手第二篇論文的寫作，以預備進入大學任教。「行動與存在」(Act and Being)一文，內容關於啟示的神學意義、哲學意義。分析這篇論文，可察覺出他在舒適的學院教職，和蒙召成為真正的基督徒並過一個不十分安定的生活之間，有深刻的掙扎。

通過大學的委任後，潘霍華有機會到美國紐約的聯合神學院研讀一年。後來，他描述這一年為「一段偉大的自由之日」。

起初，他嚴厲批判聯合神學院，容讓自由、人道主義的精神滲透其間，以致失去神學立場。然而他與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相遇，又結交好友，常作討論，刺激他對社會問題的知覺。

在聯合神學院的友誼深深影響他；他們引發了他對登山寶訓的專注。他也有機會由同學引介，親眼見到紐約哈林區的黑人所承受的種族歧視。後來，他把黑人靈歌帶回德國，分享給神學院裡的師生。另外有一位法國朋友則影響他超越自己國家的範圍，對世界和平有深入的委身。日後，潘霍華在普世教會的聚會中，強烈倡導和平。

回到柏林大學，人人都注意到他改變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潘霍華只簡單回答，他「已成為一個基督徒」了。這是潘霍華一生中第一次「步上正軌」，他說：「我內心明白，惟有當我開始對登山寶訓認真起來，我的生命才能成為真正的清晰和誠實。」

潘霍華與巴特在波昂大學相遇，成為好友。早在求學期間，巴特的著作已經吸引著他；他信任巴特對「如何因應教會與納粹主義之妥協」的成熟批判。而在學生們的印象中，潘霍華這位最年輕的教授常常直探問題核心，並與今日社會處境作相關聯的解釋、應用。

在大學任教期間，他曾在柏林貧民窟教一班預備堅信禮的學生。為了更深入了解他們，他搬到附近住，拜訪他們的家庭，邀他們到山上退修，共度週末。

不過，潘霍華的教學生涯卻因希特勒的得勢蒙上陰影。

課堂上，他指陳教會已經偏差了，她太過於求自己的舒適和特權。他告訴學生，教會必須以敢於有別世界價值觀的勇氣，在耶穌基督裡，宣告自己的信仰，並且毫不猶豫地拒絕所有世俗的偶像。他催迫學生去回答一個使人不安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裡，誰是耶穌？人要在哪裡找到祂？」

對潘霍華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猶太人，以及被下監牢的教會異議份子。

二次大戰前夕，德國境內許多基督徒採納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作為他們信條的一部分。

當時教會發言人葛魯納（Hermann Gruner）聲明立場，表明國家社會主義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風，在希特勒身上彰顯的是聖靈工作的方式，也是神的旨意，使德國人得以進入基督的教會。

一九三一年11月，潘霍華按牧。

一九三三年，德國教會國家主教改選；面對當時教會與社會政教不分的現況，潘霍華疾聲呼籲：「讓教會仍然是教會！」然而，德國基督徒還是選了一個親納粹的人──穆樂（Ludwig Muller），為國家主教。

那年八月，潘霍華寫了一封信給外祖母，坦述：「這是德國國家主義和基督教之間真正的衝突，這衝突越早公開化，越好。」九月，衝突正式發生。在「布朗會議」（Brown Synod；大會中許多神職人員穿著棕色納粹制服且向納粹的精神象徵致敬），教會通過「亞利安條款」（Aryan Clause），拒絕按立猶太血統的傳道人。這條款使德國復原教產生分裂。

潘霍華的牧職遭到排擠，反對他的人指稱他對政府政策的反對太激烈、過度了，而且與猶太朋友的連繫太深。另一方面，教會逐漸受納粹思想影響，使他感到孤立；甚至他任教的大學也與一般風潮妥協，稱頌希特勒為政治上的救贖主，並不為那些被褫奪公權的猶太籍教授辯護。

這種種挫折，使潘霍華決定離開德國。一九三三年，他前往倫敦，在那裡擔任兩個德語教會的牧師。這變動招來巴特刺人的指責，批評他在別人最需要的時刻逃走了。然而，潘霍華卻未曾放棄對抗納粹主義，他期望從倫敦對德國親官方教會施以外界的壓力。他被委任為國際教會聯盟的青年祕書，鼓吹教協對反納粹採取強烈立場。

潘霍華在英國的活躍，使他與英國主教喬治•貝爾（George Bell）建立了持久的友誼。他的努力於一九三四年，在丹麥芬諾舉行的會議中得到積極回應。

一九三五年，在靠近巴爾海的地方，認信教會邀請潘霍華主持一不被德國納粹政府認可的神學院。此神學院的神學生不必是純正的亞利安血統，不必忠於納粹；神學院也不接受政府資助，只接受自由奉獻。

蓋世太保在一九三七年關閉了這間神學院，即使祕密教課也不成功。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間，認信教會似乎缺乏不屈不撓的信心，面對效忠德國的公民誓言，教會的會議只為謀求己利，缺乏心志，不再抗衡德國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公民權的褫奪。教會領袖是否為猶太人說話，成為潘霍華衡量教會會議成功或失敗的準則。

「你的兄弟亞伯在哪裡？」潘霍華問。這一段時期的文章和講道，流露出他對德國教會主教們缺乏膽識而有的苦毒；他常引用箴言三十一章8節，「你當為啞巴（或譯不能自辯的）開口……」，來解釋為什麼他必須為納粹政府之下的猶太人辯護。

一九三八年6月，第六次認信教會會議的結果，讓他大失所望。教會仍無法勝過向納粹低頭的危機！

一九三八年秋的潘霍華，感覺他是一個「沒有教會可容身的人」，他不能影響認信教會採取英勇立場去對抗一個邪惡政府！而在普世教會聯會裡，他也不能說服他們除去德國官方代表在會議中的席位，於是他辭去青年祕書之職。

是年11月9日，納粹反閃族的瘋狂行動失控了。警察站在一旁，看著德國群眾打破猶太人的住家、商店、會堂的門窗，以殘暴對待猶太人。

這一晚，潘霍華離開柏林。教會在這一場嚴重的傷害裡，不名譽的沉默，使潘霍華極度失望。他想再去美國一趟，再思他對認信教會的委身，以及他反對納粹政府的這個執著，而聯合神學院的師友們，熱切要救他脫離淪為納粹政府異議份子的命運。

然而，國內那些對納粹政府持異議、受迫害的牧師，卻使潘霍華中斷他在美的行程。當德國的基督徒需要他的時候，為什麼他要去美國呢？於是他立刻決定回國，去國僅一個月。

潘霍華寫信給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我必須與我本國的基督徒，一起度過我們國家歷史上這段艱難時期。假如我不能與我的同胞一起面對這時候的試煉，我就沒有權利參與戰後德國教會生命的重建。」

回國後的潘霍華，被禁止教學、講道，亦不准未經審核而出版文字，並被命令定時向警察報告。之後，他參與了祕謀推翻希特勒的地下工作，目的要使納粹政府倒台，恢復德國的民主自由。

在其中，潘霍華仍譴責教會沒有為弱者發出聲音，也沒有及時幫助受害者，他痛陳：「對於那些在耶穌基督裡最軟弱、最無防衛能力的弟兄姐妹之死，教會有罪了。」

潘霍華同時參與私運猶太人出境的勇敢計畫，引來蓋世太保的猜疑。

一九四三年，反納粹份子兩次暗殺希特勒的行動失敗後，潘霍華被捕，囚在柏林的泰革（Tegel）軍方監獄。其時，納粹以逃避徵兵、參與私運猶太人，以及先前不忠於國的罪名，定他的罪。

潘霍華也寫信給他的未婚妻瑪利亞（Maria），其中三十八封信今天仍被藏在哈佛尚未公開；瑪利亞同意這些信的內容在公元2002年才公諸於世。

潘霍華與瑪利亞相戀於一九四二年。起初，瑪利亞家人反對，一來是年齡差距（37歲和18歲），一來是潘霍華正從事危險的地下工作。然而，當潘霍華入獄後，女方家人公開兩人婚約，以表示對他的支持。

瑪利亞的探監，成為潘霍華初期冷酷牢獄生活的主要支持。在寫給瑪利亞的一封信中，潘霍華說：「我們的愛是上帝恩典和慈愛的記號，使得我們能信。」又說：「我所指的信不是逃避世界的信，而是不管遭遇怎樣的苦難，對這世界仍保持愛和真實的信心。……我擔心，一個基督徒若只用一隻腳站在地上，他也會只有一隻腳站在天堂。」

一九四四年，暗殺希特勒的計畫又告失敗。之後，潘霍華淪為主要調查對象之一。

一九四五年2月，他被移到布克恩奧茲（Buchenwald）集中營。在盟軍最後幾次凌亂攻擊行動中，瑪利亞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間的集中營，常用步行，四處尋訪潘霍華，終未能再見他一面。

最後那些日子的紀事，只能從獄中同伴，一位英國情報軍官貝斯特所寫的書得知片段；他們同為獄中要犯。貝斯特這麼寫著：「潘霍華是我所見過的極少數人當中，他的神是那麼真實，而且一直與他親近的……。」

一九四五年4月3日，死刑已經判決。

4月9日，他們被帶到一個小小鄉村，一所作為臨時囚房的學校教室。

貝斯特回憶那個時刻：「他觸動了所有人的心，用中肯的話語表達了我們被囚的心境，及其所帶來的意義和定局。」

安靜的沉思，因著門被打開而中斷，兩個身著官服的蓋世太保命令潘霍華出來，跟他們走。

潘霍華從容地向每一個人道別後，把貝斯特叫到一旁，請求他把自己臨終的遺言帶給英國好友貝爾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