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和聖經（Archaeoloy and the Bible）】

所謂「考古學」，可簡單定義為：以發現和研究人類古代遺物為目標的一門科學。聖經考古學則專以散存於近東一帶的人類遺物、遺跡為研究目標。某些古代遺存埋藏於土墩之不同的層次內；另一些則散見於地面的廢墟，或是已經風化的紀念遺跡。鐫有銘文的器物也時有發現，需要下一番工夫，才能破釋器物上的古代文字。古代日常應用的器物，是見之最多的遺存，如破碎的陶碗、燒焦的木板、小件飾物、玩具、擺設、布片、銹損的兵器、織物的殘片等等。器物各有所出的時代，考古學家就要盡其對有關史期之所知，對各種器物作出審慎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現代考古學是從很久以前的「尋珍覓寶」，發展而成為一門嚴密精確的科學。對潛藏的遺址要經過周密的測探，一般是通過空中攝影，或使用複雜的電子設備，來測試地下金屬或其他異常反應。出土器物之斷代，要根據其出土的地層；有時也運用其他方法，如放射性碳素斷代法，目的是判定器物和埋藏器物的遺址準確的年代。考古學家和中東學者面對這些古代生活的見證文物，從而肯定他們要處理的，都是真實而客觀的材料。儘管研究的文物在學者之間，往往不無爭論之處或相悖相左的意見，但文物本身雖緘默無言，卻是古人古事的真確見證，故此對遺物、遺跡，必須按其原本真相理解，決不可為附會某種歷史、文化或宗教方面的意見，而隨心所欲地橫加解釋。近東考古學所能做到的，便是對客觀的背景材料提出證明，這便大有助於我們對聖經的理解。例如，一件鐫有象形或其他形式文字的器物，經推年斷代可考定為主前 3000年左右之物，這本身足以證明，最少於彼時彼地人們之間已有了文字的交往。由此可知，舊約早期的作者把所經所見的事實，用文字記載下來，並非是甚麼不可思議的事。那麼，以摩西時代尚無文字為想當然的理由，而認為摩西五經並非摩西所寫的假設，就自無立足之地了。事實上，考古發現已經證明，摩西不僅能夠而且確已使用埃及的象形文字、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和迦南地的若干方言（聖經希伯來文即是其一）作了記述。任何研究摩西五經的理論，如果否認這個基本事實，就是犯了極為嚴重的錯誤。 ●●●●考古和古人的日常生活 ●●居住從近東多處的考古挖掘中，可窺見古人的居住情況。新石器時代的居室，主要是用枝條構架的「茅屋」。從某些證據可知，有的房屋內室也飾以藝術品。亞伯蘭年間，吾珥一般家庭的房屋已很考究，按現代標準也可謂美觀而舒適。至於克諾索斯、馬里、波斯波立、肯迪爾幾處都城遺址的宮殿建築，即使從其廢墟，也仍可窺見昔日的巍峨堂皇。編織物可算是人類最古老的工藝品之一，原來今日東方地氈的兩種編式，都是源於遠古的米所波大米。陶器工藝也同樣古老，無論是上釉的彩陶，還是不上釉的白陶，是平淡的還是雕飾的，都已久傳於世了。 ●●社會習俗聖經對古代中東社會習俗，也有所透露，加上考古發現的佐證，就更加清楚了。從努斯出土的陶銘可知，亞伯拉罕與婢女夏甲生子一事，是完全符合當時當地的習俗，絕非悖德違制之舉。另夫婦膝下無子者可收義子，正如亞伯蘭收以利以謝為子之事（創十五2-4）。義子享有繼承家業之權，且擔負贍養二老之責，這一切都與嫡子無異；但如果後有嫡子出生或其他原因，是否仍保留義子的繼嗣資格，則權在二老。從努斯、烏加列、阿拉拉赫出土的文獻表明，一家如有多子，家長可任意立嗣，無須循長幼之序（參創四十八13-20、22，四十九3、4）。努斯碑文還表明，嗣子資格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可在弟兄之間轉換，因此，以掃和雅各之間的身分可互換（創二十五31-34），也就不難理解了。 ●●職業聖經時代的職業情況，也有許多實證可以說明。本尼哈森組畫（主前1900之物）描繪了閃族商旅載貨遠赴埃及的情景。從一幅牲口背上所馱的風箱判斷，這隊商旅大概是作冶煉金屬的匠人。另從其他碑文、壁畫也可見到其他許多行業，計有狩獵、捕魚、燒磚、製陶、各種農活、家庭手工藝等。從造型藝術中，也可瞭解當時人們的衣著情形。本尼哈森組畫上的男子多留長鬚，穿著短裙，腳踏草鞋；女人穿著肩部繫扣的連衣長裙，色彩鮮豔，穿便鞋，長髮繫帶。另有一幀晚500年才出土的埃及畫，畫著一隊向法老進貢的閃族旅人，其服飾或與500年前一樣。這些人物圖畫均出自外邦人之手，並非巴勒斯坦本地人所畫。原來以色列律法有規定：畫人物或神的圖象是犯拜偶像之罪，在當禁之列。 ●●記錄的物料最能向我們透露古人日常生活狀況的遺物，莫過於出土的陶片。凡昔日有人拓居之地，必有大量陶器的碎片散埋於地下，今日還可發現。這些陶片常被用作書寫材料、記錄簡短信息，如先知耶利米時代的一組陶片信札，即主前 587年的拉吉信集；拉吉信集實際是一疊軍情報告，是當年拉吉城北前哨發給該城守將的「急件」。至數世紀後的新約時代，陶片用作書寫材料仍暢行不衰，一則因為它比埃及的蒲草紙經磨耐用，二則又較那種塗蠟字版方便得多。在埃及還發現了一具調色板：長方形的木盤上，有一條放置燈心草筆的細槽，另有圖形凹槽，可置黑、紅兩色的顏料片，是為沏墨水之用的。這種顏料片的遺存在昆蘭故地也有發現，著名的死海古卷就是用此墨水書寫的。 ●●遊戲古代遊戲的種類很多，兒童的、成人的都有。從本尼哈森的古墓（約主前2000）內發掘出一幀球戲圖，描繪一群梳小辮子的埃及小姑娘擲球於空中。埃及底比斯神廟內有浮雕一幅，刻畫蘭塞三世與一宮妃下跳棋的神態。嗣後在埃及兒童間又時興玩一種卵石遊戲，頗似今之「十五子戲」。從米吉多發現一象牙盤，上面有排列有序的孔洞，似可插入楔形棋子以供雙方對弈，已考定為主前1200年之物。根據近東遺址發掘所得，可知兒童現具尚有哨子、皮球、兵車模型、在輪子上的動物模型等，數世紀或無大變。成人遊戲則有角力、射箭、賽跑。這在埃及墓畫中都有反映。 ●●殯葬聖經記載雅各和約瑟死後，均經香料薰屍（創五十2、3、 26），這反映了久行於埃及的一種社會習俗，且與這段記載的歷史背景完全吻合。雅各歸葬於麥比拉祖墓，與亞伯拉罕、撒拉及其他親人合葬。目前，麥比拉岩洞的遺址已確認無誤，但阿拉伯人也以亞伯拉罕為聖祖，視麥比拉若為聖地，所以禁止任何人在這裏作考古發掘。 1931年在橄欖山俄國博物館內，發現一段希伯來文的墓誌銘，可信是取之於墓葬處的。銘文寫道：「猶大王烏西雅御骨在此，不可打開。」墓誌是耶穌時代鐫刻的，顯示烏西雅在耶路撒冷的陵墓已被挖掘，遺骨移葬另址，並立此銘。另經考古學家證明，暫置耶穌遺體的洞口以巨石作門，這是主前100至主後100年間所盛行的社會習俗，福音書所載與當時現實生活全然相符。 ●●●●宗教考古發掘從許多方面揭示了聖經宗教和崇拜的實質。早在亞伯蘭奉神召出吾珥之前，米所波大米人已敬奉多位神明，奉為「天神」。由此可見，希伯來人之祖有自己崇敬膜拜的神，並非不可能之事。從埃及法老蘭塞二世的一件浮雕，可以看出敬拜那些置於可移動之神龕的神的習俗，該浮雕描繪埃及軍營中有神龕在營盤中央。另有主前七世紀的腓尼基文獻，提及以牛牽引神龕之事。由此觀之，聖經記載以色列人於曠野設會幕，與此背景正相吻合，所謂會幕是晚出之物的斷言，可就不攻自破了。聖經記載被擄以前的祭祀典禮，必有歌者供職其中，這一傳統也從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原來古代巴勒斯坦人禮樂之事，十分發達，一連數世紀久享盛名。另有從拉斯珊拉（即烏加列）出土的坭版，上面盡刻著宗教詩歌，考其句式用語，有不少與聖經詩篇相契相合之處。所羅門聖殿是由腓尼基工匠所建（王上六），其結構格式與從敘利亞的泰拿廢丘出土的主前八世紀的廟堂相仿。耶路撒冷「哭牆」的石頭中，相信有些是尼希米時代之物，惟所羅門時代的城牆基址至今尚未找到。希律聖殿於主後70年被毀後，發現了一些石頭遺跡，為當年的某些建築結構如底座、立柱等，提供了實物見證。從聖經可知，基督時代巴勒斯坦各地有很多猶太會堂，但至今尚無重要的遺跡出土。 ●●●●戰爭聖經記載戰事的篇章隨處可見，現今考古勘察的諸多發現，大大幫助我們理解這些記載。近東古人視戰爭好像敵對民族所奉諸神之間的衝突與較量，因此在他們看來，從軍打仗是神聖的召命，入營當兵也是榮耀的職業。希伯來人向視神為萬軍之主，故此他們的軍隊也是神所統帥的軍隊；神可以下令毀滅全城（參書六17、24）。戰爭一般按約定俗成的規矩進行。軍隊壓境時，必先知會城民投降。如降，可免一死，但財產是要被洗劫一空的；如不降，則一旦城破必有屠城之舉，闔城百姓將無倖免者。戰略戰術是古已有之的，如正面攻擊，用計設伏、武裝偵察等早就在戰爭中使用了。有時兩軍對陣，勝敗以兩方主將較量的結果來決定（撒上十七38-54）。甲冑的式樣從各種浮雕的描繪中已廣有所見，可補充出土的碑刻的記述。吾珥曾有一華麗的金盔出土，是蘇默甲兵的遺物，與卡納克墓壁所繪赫人小盔迥然異趣。在以色列軍中，先是只有將帥才戴金屬頭盔的（參撒十七38）；到了西流基時代，則全軍將士一律發給銅盔（《馬加比一書》六35）。羅馬軍團一般是戴銅盔或皮盔的。希伯來軍隊所用的盾牌有兩種：一是長寬可蔽全身者，為步卒使用；另一種小巧輕捷，為弓箭手使用（參代下十四8）。質地多是木心草面，偶爾也見有銅質者。至晚從主前十五世紀起，近東士卒已穿鎖子甲（參耶四十六4，五十一3）。波格凱斯、烏加列、阿拉拉赫3處均有鎖子甲出土，可資為證。劍與矛是希伯來士兵的主要武器，其形狀與尺寸也頗不一，各種碑刻和淺浮雕均有反映。冶煉刀劍的烘爐，也從基拉耳出土了；又從拉吉和米吉多發現了青銅時代的匕首。他們所用的弓箭，即所謂「小亞細亞綜合弓」：以木、角製成，筋腱為弦，兩端固定在弓弧的鐵的邊緣，大概是承襲自蘇默的武器，可見於本尼哈森組畫。古箭也有遺存出土，箭頭上還刻著名字，可判定為主前1300至900年間之物，似乎顯示當年有弓箭隊的存在（參賽二十一17）。新約則極少關於甲兵的記載。 ●●●●文獻許多聖經的文體在近東考古發掘中，都已找到了淵源。在拉斯珊拉發現了一些坭版，上面的銘文採用的是一種詩與散文的混合文體，恰是聖經詩篇所使用的那種文法和文學形式。一說以為摩西五經中詳列的律法條文，只能出自摩西以後的時代，考古發現已證此說之謬。今有寫於主前十九世紀左右的蘇默法典片斷出土，顯示出相同的法典風格。著名的巴比倫王漢模拉比的法典（主前十八世紀）即以蘇默法規為基礎，將其法規條文擴充至300節左右。漢模拉比法典是企圖把當時的社會，穩定在法律和秩序的基礎上的首次嘗試。其文體開始是一段詩體序言，繼而是散文體的法律正文，結尾則是一段散文體的跋。這種3段結構的形式，也見諸約伯記（散文──詩──散文）和但以理書（希伯來文──亞蘭文──希伯來文），更晚出的著作也使用同樣形式。出埃及記二十章1至17節所載之立約文體，及申命記中更完備的形式，可對照波格凱斯出土的赫人宗藩條約的文體。宗藩條約有所遵的定式，其中主要成分可見於舊約所載之律法和盟約文體中（出二十1-17；利十八1-30；申一 1至三十一30；耶三十一31-37）。創世記中重複出現的句語：「他的後代記在下面」或「某某的子孫記在下面」，標示著創世記原來自11塊坭版，仿如米所波大米記事坭版的形式。這句語和隨後的記述都與米所波大米完整出土的坭版跋文相類。創世記記敘家世的文體，也可見於努斯出土的坭版銘文。創世記原文在敘史時所用的那種古樸簡素的文字，與蘇默歷史文獻的風格也相似。希伯來智慧文學如箴言之類，與埃及的《阿曼尼摩比的訓言》也相仿，尤其是箴言二十二章17節至二十四章22節，連內容也與那篇埃及古訓頗為接近。不過，這兩篇鉅著究竟是一篇承襲另一篇，抑或是有共同承襲的來源，則有待進一步考究。「書信」是古代世界的常用文體（撒下十一；王上二十一；王下五10、20；拉四6、7；尼二7）。埃及蒲草紙文獻如「哲農文獻」，多由書信組成。希臘人書信體的起源可上溯至柏拉圖。他的「第七封信」（主前354？）特別引人注意，因為作者欲藉此信反駁曲解其說其行的言論。使徒保羅的書信（哥林多前後書、加拉太書、腓立比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也是承繼了這一傳統的。保羅的腓利門書則與埃及某些蒲草紙書信，全屬私人性質相類。 ●●●●語言近東地區許多古代語言的發現與研究，大有助於我們對舊約聖經的理解。現在已知來自蘇默語和亞甲語的表達方式，不僅見於創世記，也見於聖經其他各書。如創世記一章 1節所用「天地」一語，即是來自蘇默語的一個詞組 an-ki，這對反義詞（天──地）組合在一起，就具備了「全體」之義，可譯作「宇宙」。啟示錄二十二章13節也同樣利用這文學手法，以3種不同的方式表達出同一概念。烏加列語與艾伯拉語是西部閃語的兩個方言，從淵源上來看，與希伯來語非常相近，且所使用的文體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有了古烏加列語知識，許多意義隱晦的希伯來詩句方得迎刃而解，這些詩句保存了真正古迦南語的表達形式。另一支西北閃語方言，則是亞蘭語，於主前三千年代即有人使用了；這語言可見於聖經以斯拉記和但以理書，是用「皇室亞蘭語」寫成；正如主前五世紀和四世紀之伊里芬丁蒲草紙文獻。今天看來，把以斯拉記和但以理書的成書日期定於較晚時期，根據其所用之亞蘭文，是通不過的。新約是用「普通希臘文」寫成的，這是當時近東和羅馬帝國通用的語言。有一些學者認為馬太福音和啟示錄若非全書，則最少某些章節原是以亞蘭文成書的，新約的普通希臘文與其他希臘方言不同之處，在於含有很多亞蘭文的表達方式，在翻譯時若不注意，則往往會造成誤譯。 ●●●●結語綜上所述，考古發現明顯可擴闊我們對古代世界的歷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認識。迄今為止，我們所掌握的材料雖然尚屬有限，但已足使我們看見聖經中記述的人物，是真實地活於歷史的時空中，經歷憂慮、動盪，而他們也掌握著古來無匹的高度文化。通過考古發現，我們看見這些人物，並非神話，也非傳奇，而是活在真實的歷史時空，在時艱中苦苦掙扎，並間中得見全能全聖的真神顯現，引領個人和民族的命運，並把衪的旨意行在人類歷史之中。考古學表明，我們不能脫離近東其他古代民族來孤立地研究希伯來人。希伯來僅是一個包韞深廣的文化綜合體中的一部分，希伯來人在構成該文化的諸多民族如蘇默人和愛琴人中，僅居一席位。進行這種研究必堅持一貫客觀的立場，要從相關的實證出發，以對聖經人物和事件有正確理解。有時，公認的考古結論難與聖經的見證相契合，不過，這種矛盾為數極少，且會隨著新資料的逐漸發現而趨於化解。一般來說，考古學家並不奢求擔當證明聖經真理之大任；事實上那一鍬、一鏟之物又何足肯定或否定屬靈的啟示和聖經的訓言呢？然而必須承認的是，考古學確使希伯來史得到了證實，確使新舊兩約許多隱晦疑解的語言和傳統，得到了清澈明晰的解釋。故此，考古學為在耶穌基督裏臻於完備的全部預言，提供了切實可信的背景。 R. K. Harrison 參「考古學」；「銘刻」；「武器和戰爭」；「聖經的原文」；「古代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