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示文學（APOCALYPTIC）】

啟示文學（APOCALYPTIC）　　這字可指一種文體（猶太和基督教的啟示文學），也可代表這種文學中的典型思想。聖經正典中的啟示文學首數*但以理書 {\LinkToBook:TopicID=1026,Name=但以理書（DANIEL, BOOK OF）}和*啟示錄 {\LinkToBook:TopicID=3595,Name=啟示錄（REVELATION, BOOK OF）}，但兩約之間和基督教的初期還有很多其他的啟示文學作品。　　舊約先知書裏，有些經文至少在某些方面已可歸入啟示文學之列。啟示文學的 *末世論{\LinkToBook:TopicID=1298,Name=末世論（ ESCHATOLOGY）}尤可在賽廿四至廿七章，五十六至六十六章；珥；亞九至十四章找到。這些經文對將來末世的描繪包括神直接的介入，對萬國的普世性審判，以及救恩的新紀元；在這新紀元中整個宇宙將被徹底改變。這種超越的末世論正是啟示文學信仰的核心。至於啟示文學中有關死人復活的教義，或許在賽廿六19和但十二2均已出現。不過啟示錄式的文學體裁則在以西結的異象和亞一至六章中尤具雛形。　　啟示文學是在先知宣講的終止後，才以另一文學形態興盛一時的。主前二世紀中葉，在安提阿古伊皮法尼統治之下，猶太信仰面臨危機，啟示文學第一次蓬勃起來，成為當時哈西典運動的文學媒介；這運動提倡全國悔改，堅決反對希臘文化入侵，存末世性盼望，相信神為祂子民的緣故即將介入歷史。自此之後，啟示文學大抵成為猶太教中某些門派的特色，流行於愛色尼派、法利賽派、奮銳黨和猶太基督徒中。（因此當我們試圖綜述啟示文學時，必須記得它有不同類別。）啟示文學往往在猶太民族面臨危機時鼎盛，最後一批偉大的猶太啟示文學來自主後70年耶路撒冷被毀和二世紀巴柯巴（Bar Kokhba）叛變失敗的年間。　　出現在正典作品之後的最重要的猶太啟示文學包括： *以諾 {\LinkToBook:TopicID=1269,Name=以諾（ENOCH）}壹書，收集了主前五世紀至主後一世紀的作品；摩西遺訓（又稱摩西升天記），其成書日期是主前165年左右，或一世紀初期；以斯拉肆書（或如英文版次經所稱；以斯得拉貳書），巴錄貳書和亞伯拉罕的啟示錄，都是主後70至140年的作品。猶太人的西比喇神諭記含有啟示文學素材，仿照異教西比喇神諭記的風格。其他作品，如*禧年書 {\LinkToBook:TopicID=2253,Name=禧年書（JUBILEES, BOOK OF）}和十二族長遺訓，包含啟示文學的段落，一些前所未知的啟示文學作品則被發現於昆蘭的古卷之中。　　上列的啟示文學作品大都論述末世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沿襲了舊約先知的傳統。啟示文學披露了（臘：apokalypto{）神計畫的秘密，包括祂為歷史定下的計畫，和祂在歷史終結時將有的勝利。然而啟示文學也包括一種宇宙性啟示的傳統，揭露宇宙的奧秘。這種傳統起源於以諾壹書的部分內容：以諾在天使陪同下，暢遊天界和死人境地。這種宇宙觀到了基督教紀元，在希臘化的啟示文學作品中（如：以諾貳書和巴錄參書），更蓬勃一時。在這類作品中末世的盼望已大部分消失。在本文餘下的篇幅裏我們只集中討論有關末世的啟示文學。　　就文學而言，啟示文學具有獨特的寫作風格，有自成一格的象徵體系和詞彙，又火斷吸納舊約的素材。它又是一種充滿夢幻和異象的文學，常佔中心地位的一個異象是天上安放寶座的殿堂。表達末世預言時，可能使用長篇的演說，也可能透過帶有象徵意義的景象來描述，而象徵的手法有時顯得牽強造作，有時卻生動有效。啟示文學的作者可能從沒有打算按字面的意思去形容世界的終局。當他們描繪一個超越普通歷史經歷的、未來的救恩時，所用的象徵符號似乎參考了迦南神話，或是東方僑居地與希臘化巴勒斯坦的神話故事。啟示文學往往顯示與當代國際文化緊密而批判性的交流。　　猶太啟示文學雖然從猶太以外的環境中吸取意象和格式，其關乎末世的內容卻來自舊約的預言。在這方面，啟示文學是預言文學的繼承者，它的角色是重申先知所講關於將來的應許，指出它們如何適切作者的世代。啟示文學的作者本身並非先知。他們活在先知預言已經終止的時代，並可能因這緣故採用冒名的寫法，以先知啟示時代舊約偉人的名字為筆名。我們毋須以此為一種瞞騙的手法，好像作者故意把自己的著作冒充為先知年代的作品；卻應該親之為文學上的形式，表明啟示文學的作者所扮演的角色，是對先知時代的啟示充任詮釋者。　　啟示文學的作者既然假設自己為古人，就往往從這虛擬的角度，用先知預言的方式，複述以往的歷史，直到自己所屬的時代為止。我們也毋須認為這種寫法流於欺詐。這是啟示文學作者的一種方法，藉此透視神在歷史上的計畫，並對過去諸預言提供詮釋。他在預言已經實現的亮光中把它們重寫，藉此顯示出預言怎樣應驗了，以及有什麼是尚待實現的。　　所以，啟示文學作者是舊約先知的詮釋者。這並不是說他們不自稱得到神的默示。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那些以假名發表異夢，往往反映出啟示文學作者親身的經歷。不過，他們所得的默示主要不是引出新的先知式啟示，而是對已有的先知啟示作出詮譯。這樣，他信息的權威便源於先知的權威。　　如果我們這樣理解啟示文學作者的自我認識，就可以看到他們所處的基本上是一個兩約之間的位置。他們對一個先知信息已經止息而預言尚待應驗的世代，解釋先知的話語。故此，他們不被納入正典並不意味他們對猶太宗教兩約之間的發展沒有貢獻。相反的，他們維持和加強了末世的盼望，因而在兩約之間扮演一個確實重要的橋樑角色。　　啟示文學的歷史和末世觀是在被擄期後的歷史經驗中發展出來的。在此期間，以色列仍然遭受外邦勢力的轄管，而先知對將來光榮復國的應許則大部分未見實現。在漫長的歲月中，神的應許跟以色列在歷史中所體驗的現實有所牴觸，啟示文學的作者就在這個時候起來，幫助相信神的人確信神並沒有捨棄祂的子民，所應許的救恩終必來臨。為此，他們強調神對歷史操有主權：神已預先定下整個世界歷史的過程，而終局將會在祂所指定的時間來臨。異教王國的勢力也只是在他的允許下才繼續存在。然而這強烈的歷史預定觀並沒有演變為宿命論，完全否定人的自由和責任，因為啟示文學作者也號召讀者悔改、代求、和作出符合道德的行動。他們也絕少嘗試推算出世界終局的時間。　　那末世的、將臨的救恩被描繪為超越和宇宙性的事件，遠超越過去救恩歷史中所有偉大的事件。它等於是一個新的創造，當中所有形形式式的罪惡和苦難均被消除淨盡。連死亡也將會被征服──這是啟示文學作者一般相信的；這信念的表達既包括肉身復活，也包括靈魂不滅的想法。末後的世代就是神的國度，永久地取代了地上一切的王國。外邦人的結局如何，說法各異。壓迫以色列者將受懲罰，不過啟示文學作品也經常預期萬國會同享以色列義人所享的救恩，而以色列的背叛者則備受審判。這普世主義是由於以色列在被擄期之後涉足世界王國歷史所致，同時也起源於啟示文學作者對於普世性的罪惡問題的深入瞭解。　　現今歷史中的消極經驗，與將來超越的救恩互成對比，導致啟示文學中有所謂時間上的二元論：把今世和來世──隨凓新的創造而來的世代──作出截然的劃分。這二元論到了晚期才發展完備。有關兩個世代的名稱也只是在一世紀才見出現，且在新約中出現。這二元論從來不是絕對的二元論，因為罪惡的勢力雖然在今世中強勁，神仍然以至高無上的主權控制它們。那新的創造便是這個世界的重整（然而兩者間的延續性如何，在啟示文學中有不同的看法）。啟示文學的二元論在巴錄貳書和以斯拉肆書中表露無遺。在這些作品中悲觀主義的色彩越加濃厚，對今世歷史的看法也傾於全然消極。這些極端的未世二元論，跟諾斯底主義的宇宙二元論，相距實在不遠。　　啟示文學和新約的關係在學者中多有爭論。新約的一些經文在形式和內容上都酷似猶太的啟示文學：特別是太廿四；可十三；路廿一；帖前四16-17；帖後二；啟。甚至在這些啟示式的經文以外，也可以看到耶穌和初期教會都廣泛受惠於啟示文學的思想世界。這從他們所使用的啟示文學概念，如復活、兩個世代、人子、災難的時刻、神國等，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猶太啟示文學中純粹寄望於將來的傾向，在新約裏已被一個堅強的信念所修訂。這信念就是：末世已經在耶穌基督的歷史事件中開始實現了。基督徒生活在「已經」和「尚未」之間。神的救贖計畫已經在今世的歷史中進行凓，而啟示文學對現今歷史流於消極評估的傾向，就被這一個信念取代了。　　再者，新約的啟示文學是「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在末世中所施行的決定性拯救，已經在耶穌的歷史中展開了，所以耶穌也是基督徒將來盼望的焦點。對新約作者來說，啟示文學基本上成為一種媒介，藉以宣佈耶穌基督對世界終局的重要性。　　末世應驗的一個層面是先知信息的復興，所以新約的啟示文學是一種簇新的先知啟示。它不再是冒名的，也不再採取一個虛構的、古人的觀點；就以先知約翰為例，他以自己的名義寫作（啟一1），也同時摒棄了為遙遠的將來而寫作的常規（啟廿二10）。　　書目：G. R. Beasley-Murray, Jesus and the Future, 1954; P. D. Hanson, The Dawn of Apocalyptic, 1976; M. Hengel, Judaism and Hellenism, 1974; K. Koch, The Rediscovery of Apocalyptic, 1970; L. Morris, Apocalyptic, 1973; H. H. Rowley, The Relevance of Apocalyptic, 1944; R. J. Bauckham, Them 3. 2, Jan. 1978，頁10-23; D. Russell, The Method and Message of Jewish Apocalyptic, 1964。 R.J.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