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

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　　這是一個普及的名稱。用來形容那些在1947年及之後幾年於死海以西一些地區所找到的抄本資料。這些資料主要分為三類，而每類之間並沒有任何關連。 {\Section:TopicID=1052}Ⅰ　昆蘭古卷的經文　　最重要的死海古卷，是那些自1947年以來，在死海西北的昆蘭河谷附近的十一個洞穴裏所發掘到的古卷。這些洞穴內的抄本主要是由一個猶太人社團的圖書館遺留下來，這團體的總部位於洞穴附近，即今日被稱為昆蘭廢墟（Khirbet Qumran）的建築物。這個團體在主後70年之前的兩個世紀已經佔據此地（除了主前34至4年這三十年以外）。　　這個團體，極可能是*愛色尼派 {\LinkToBook:TopicID=1313,Name=愛色尼派（ ESSENES）}的一個分支，由一班敬虔的猶太人（ h]@si^d[i^m）所組成。這些猶太人在伊皮法紐（Antiochus Epiphanes）施行逼害的時期（主前175-163）仍保持清白，忠誠地持守聖約。日後猶太人取得獨立，主要的民事和軍事權力，甚至大祭司的職分都集中在哈斯摩尼王朝身上（Hasmonean dynasty）。這班猶太人不能夠接納這個安排是出於神的旨意。於是，在一位被他們譽為「公義的教師」的領導下，他們退到猶大曠野，在那裏自行組織成為以色列公義的餘民，「為主而裝備的子民」。他們預期新的世代很快臨到，使現今「邪惡的紀元」得以結束。他們努力嘗試藉凓勤奮的學習和實行律法去贏取神的喜悅，和為他們迷路的以色列同胞的過錯贖罪。他們更預期在末後的日子能成為神聖審判的執行者，審判不義的人。　　他們相信，末後的日子，是以舊約所預言的三位人物的出現為記號的。這三個人就是：申十八15起所說的像摩西的一位先知，大衛家的彌賽亞，和一位出自亞倫家系的大祭司。這位祭司在新的時代中會成為國家的首領，比大衛家的彌賽亞的地位更為重要。大衛家的彌賽亞會成為爭戰的王，帶領以色列忠心的軍隊去殲滅「黑暗之子」（其中以外邦勢力的基提人 [Kittim] 為主，這大概是指羅馬人）。那位先知則會在這個時代的末了，將神的旨意傳達給祂的子民，正如摩西在他們的歷史開始時所做的。　　在「邪惡的時代」，於耶路撒冷任大祭司的人，昆蘭的人是不承認的。一方面由於他們不屬於撒督的合法家族（在伊皮法尼時被廢除），另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的道德行為不配擔任這神聖的職分。其中有一位，顯然是哈斯摩尼的祭司──君王，或許就是約拿單，即猶大馬加比的弟弟和繼承者，他被形容為最典型的「邪惡的祭司」，因為他用強烈的敵對行動來對待公義的教師，和他的跟隨者。昆蘭團體保留撒督祭司和利未人的那種體系，準備在新耶路撒冷潔淨的聖殿中恢復合宜的獻祭和敬拜（這新耶路撒冷不是指天上的城，而是將舊的耶路撒冷更新）。但直到那復興之時，這團體構成一個活的聖殿，一般會員是聖所，核心議會的成員是至聖所，以頌讚的舌頭和順服的生活作為可悅納的祭。　　在這團體的藏書中，有五百份文件已被鑑定（但很可惜大部分都是殘片），包括了聖經和非聖經的作品。大約有一百卷是舊約的書卷，以希伯來文寫成。舊約全書除了以斯帖記外，都被抄在這些古卷上（其中有些書卷更被抄在好幾卷古卷上）。為甚麼他們沒有抄寫以斯帖記，這是出於故意還是偶然呢，很難說。這些聖經抄本的年期屬於主前最後數世紀至主後一世紀的早期之間。他們至少展示了三種不同的希伯來文聖經文本──馬索拉初本的文本（ proto-Massoretic type，大概源於巴比倫），是今日被接受的希伯來文聖經所根據的文本；七十士譯本以之為根據的文本（大概源於埃及）；並一種與撒瑪利亞五經（the Samaritan Pentateuch）有密切關係的文本（大概源於巴勒斯坦）。有些抄卷呈現混合的文本；例如在第四洞找到一本民數記的抄本（4Q Num.b），它的文本介乎撒瑪利亞和七十士譯本的文本之間。另外，又有一本撒母耳記抄本（4Q Sam.a），這抄本的經文被認為比馬索拉文本（ MT）和七十士文本的經文更為可靠。在同一洞穴中找到的另一本撒母耳記抄本尤引人注意，這抄本的文本不但與七十士譯本所根據的文本相近，甚至比馬索拉文本（ MT）更接近歷代志作者所採用的那一本撒母耳記文本。這些抄本的發現，將原文書卷與現存的最古舊的抄本之間的時距，縮短了一千年或以上之多，並且對舊約的抄本歷史作出鉅大的貢獻（見*經文與譯本，1. III{\LinkToBook:TopicID=4135,Name=Ⅲ 　死海古卷}）。　　在昆蘭的洞穴中也發現了一些七十士譯本的殘片和一些亞蘭文聖經意譯本的文獻（targumic literature）──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本從第十一洞所發現的亞蘭文意譯本的約伯記。又有幾個屬於次經的作品，包括多比傳（ Tobit，亞蘭文和希伯來文版本），傳道經（Ecclesiasticus，希伯來文版本），耶利米書信（Epistle of Jeremiah，希臘文版本）；以諾壹書（1 Enoch，亞蘭文版本）和禧年書（Jubilees，希伯來文版本）。　　那些非聖經的古卷，加上由昆蘭廢墟和在南面三公里的費舒克哈泉（`Ain Feshkha）附近一座附屬建築物所發掘出的證據，為我們提供了有關這團體的信仰和生活的寶貴資料。當然，我們必須記得，在這個團體的藏書中，不是每一本都反映出該團體的思想和行為。但大多數的昆蘭文獻的描寫是前後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從中推論有關昆蘭居民的一些生活情形。　　昆蘭團體實行嚴格的自律生活。他們用嚴厲的規條防止人隨意加入這個團體，包括要經過一段試驗期。他們對律法的解釋是非常嚴格的，甚至比最嚴格的法利賽教門更為嚴格。事實上，在昆蘭文獻中，「尋求易路的人」（參：賽卅10「柔和的話」）這句話大概就是指法利賽人。昆蘭的人有定期的潔淨儀節，並且舉行相交聚餐，但只是具有資格的人才可參加。他們採用的日曆與在「禧年書」（book of Jubilees）中所定的相似。他們從啟示的角度來解釋以色列人的盼望，並相信他們自己在這盼望的實現上會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他們認為聖經的預言都是指凓他們這時代或將臨時代的人物和事件而說的。他們的聖經註釋書（p#s%a{ri^m）清楚的顯示出他們這種看法。在昆蘭的洞穴中發現了好幾本這樣的註釋。根據昆蘭解經家的看法，先知藉凓啟示知道神在末時要做的事，但他們卻不知道末時何時才來到。這額外的啟示由神賜給了「公義的教師」，再由他傳遞給他的門徒。因此，他們對這些先知言喻具備的洞察力，是其他猶太人所沒有的，而他們也覺得神特別眷愛他們，因為祂將自己的旨意的奧秘和這旨意實現的時候和方法都指示了他們。　　然而，昆蘭團體的期望並未照凓他們的看法實現。在主後66至73年的戰爭期間，他們似乎棄掉了自己的總部；很可能在同一期間，他們為安全起見，將他們的書都收藏在附近的洞穴中。我們不清楚這團體的生還者結局如何，但很可能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曾經與耶路撒冷的難民教會合作。　　有人指出昆蘭團體和早期教會之間有相似的觀點。例如他們對末世的看法，他們餘民（remnant）的意識，釋經的立場和宗教的實踐。然而兩個團體之間也有很重要的分別，足以抵消那些相似之處。昆蘭團體的洗濯儀節和相交聚餐就缺乏了基督教的洗禮和聖餐所蘊含的聖禮意義。早期的基督徒，正如耶穌自己，在日常的生活上與他們的同胞很自由地混在一起，而不是在曠野組成修道的社團。新約聖經描寫耶穌為先知、祭司和大衛家的君王，並不像昆蘭的末世論一樣，將這三個職事分配給三個不同的人物。事實上賦與了基督教各方面的獨特性是耶穌自己。「公義的教師」固然是一位偉大的領袖和教師，但他並不是彌賽亞或救主，甚至他自己的跟隨者也不認為他是彌賽亞。對於早期的基督徒來說，耶穌除了是他們的「公義的教師」之外，更是彌賽亞和救主，主的義僕和人子。「公義的教師」死的時候（或採用昆蘭的說法，「被召回時」──這顯示自然的死亡），他的跟隨者也許曾經期望他會在末日整體的復活未到之前就從死裏復活（雖然這是很值得懷疑的猜想）。不過，他們之中，從未有人宣稱他復活；這是肯定的。　　從第三洞穴所發現的銅卷與昆蘭團體大概毫無關係。它更可能是屬於主後66至 73年的戰爭期間一隊建營在昆蘭的奮銳黨戰士。這銅卷似乎用密碼記載了聖殿珍藏的物品，這些珍藏分佈在耶路撒冷及其以東和以南地區的六十一個藏物處。 {\Section:TopicID=1053}Ⅱ　巴柯巴戰役的文稿　　1952年前後，在昆蘭以南約十八公里的慕拉拔河谷（ Wadi Murabba`at）的洞穴中，發現了一批抄本。其中大部分是屬於巴柯巴（ Bar-kokhba）軍隊的前哨兵佔領這些洞穴時的作品，這巴柯巴就是猶太人第二次反叛羅馬時（主後132-135）革命領袖。所發現的文件包括一些寫給巴柯巴的信，以及兩封他寫的信。這兩封信顯示他正式的祖傳姓氏是科斯巴之子（Ben-Kosebah），他稱自己為「以色列的王子，科斯巴之子西緬（Simeon Ben-Kosebah）」。（巴柯巴的意義是「星辰之子」，這銜頭是由於拉比亞基巴 [Rabbi Akiba] 尊稱他為「星」〔參：民廿四17〕，即奉他為大衛家的彌賽亞。）在這些洞穴裏頭，也發現了很多屬於這個時期的聖經抄本殘片，全部都是屬於「馬索拉初本」的文本（'proto-Massoretic'）。　　大約在發掘慕拉拔洞穴的同時，在隱基底（ En-gedi）以南的希維爾河（Nah]al H]ever）又發現了更多屬於巴柯巴時期的抄本。其中包括希伯來文聖經的許多殘篇和一份殘缺的小先知書的希臘文抄本，此抄本的版本與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所採用的相似（約主後150）。巴特利米（D. Bar-thelemy）暫時的結論是這版本與俄利根的五種經文合參（Quinta）相同。　　之後有人在同一個地區內的三個河谷有類似的發現。這些河谷也有些洞穴，曾經被巴柯巴游擊隊的小分隊用作總部。在這裏發現的文件包括兩個寫有出十三 1-16的古卷片斷，另外有一小片斷，寫上了一共七行的詩篇十五篇的一部分。 {\Section:TopicID=1054}Ⅲ　梅爾特廢墟　　在梅爾特廢墟（從前是一間基督徒修道院），即汲淪谷（Kidron Valley）以北之處，有很多極引人關注的抄本於1950年左右由塔阿米爾支派（Ta`amire）游牧民族的成員所發現（這支派也是最早發現昆蘭古卷的人）。這些抄本的年代比那些從昆蘭和慕拉拔所發現的抄本晚很多。其中包括有主後七至八世紀用亞拉伯文寫的私人信件的蒲紙碎片，一封由一位基督教修士用敘利亞文寫在蒲紙上的信，抄有尤里皮迪斯（Euripides）的作品安德羅瑪徹（Andromache）的一片碎片，並一些用希臘文和巴勒斯坦地的敘利亞文寫成的聖經經文。希臘文的聖經經文包括有智慧書、馬可福音、約翰福音和使徒行傳的碎片，都是用當時一種大字體寫的，年代屬於五至八世紀之間；至於那些用巴勒斯坦敘利亞文寫的（其中很多是再用的羊皮卷）則包括有約書亞記、路加福音、約翰福音、使徒行傳和歌羅西書的碎片。　　書目：M. Burrows, The Dead Sea Scrolls, 1955, and More Light on the Dead Sea Scrolls, 1958; F. M. Cross, The Ancient Library of Qumran and Modern Biblical Studies2, 1961; J. T. Milik, Ten Years of Discovery in the Wilderness of Judaea, 1959; F. F. Bruce, Second Thoughts on the Dead Sea Scrolls2, 1966; The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 in the Qumran Texts, 1957, and Biblical Exegesis in the Qumran Texts, 1960; A. Dupont-Sommer, The Essene Writings from Qumran, 1961; G. Vermes, The Dead Sea Scrolls in English2, 1975; E. Lohse, Die Texte aus Qumran: Hebra/isch und Deutsch, 1964; A. R. C. Leaney, The Rule of Qumran and its Meaning, 1966; R. deVaux, Archaeology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1973; J. A. Sanders, 'The Dead Sea Scrolls - A Quarter Century of Study', BA 36, 1973，頁110起； G. Vermes, The Dead Sea Scrolls: Qumran in Perspective, 1977; D. Barthe*lemy and J. T. Milik 編，Discoveries in the Judaean Desert, 1955起；J. Carmignac 編，Revue de Qumran, 1958 起。 F.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