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紙和陶片（PAPYRI AND OSTRACA）】


蒲紙和陶片（PAPYRI AND OSTRACA） {\Section:TopicID=3147}Ⅰ　古埃及文 {\Section:TopicID=3148}a. 蒲草，蒲紙 i. 名稱。英文 papyrus 一詞是指蘆葦屬的一種高 大水生植物，亦指用其木髓製成之 書寫紙張，也指用這種紙張寫成的各份抄本。這詞所根據 的希臘字 papyrus （英 文的 papyrus，paper 都由此而來），起源仍無從確定。 有人認為它源自埃及科普 替語（Coptic，末期古埃及語）據稱有的詞語 papu{ro， 大意是「屬於王的」。這 推論反映了希臘羅馬時代的蒲紙製造乃是王室專利的史實 。 ii. 這種植物和它的用途。在古代，紙草（Cyperus papyrus L.）這種*植物 {\LinkToBook:TopicID=3375,Name=植物（PLANTS）}普遍 生長於埃及，尤其是 三角洲的沼澤和湖泊中；野生的紙草現在已不見於蘇丹以 北的地區，不過它仍然 生長在巴勒斯坦的呼勒湖（Lake Huleh）的沼澤中，另外 在西西里（Sicily）也可 以找到。它有粗大的莖，莖的橫切呈三角形，它的根植淤 泥中，可長到三至六公 尺高，頂端綻放巨大、散開、鐘狀的花朵（見 H. Frankfort, Birth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ar East, 1951，圖頁2；關於古書中的描述，見 W. Stevenson Smith,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Egypt, 1958，圖頁129A。） 蒲草的優雅形態在埃及人的藝 術和建築中是廣泛採用的花紋。希伯來文 go{me~（AV 作 「蘆葦」、「燈心草」 ）似乎是指蒲草植物。聖經提及它的地方都非常符合我們 所知的蒲草性質和用途 。它確實長於泥沼中（伯八11），也的確宜於代表叢生的 沼澤植物，堪與曠野的 沙成強烈對照（賽卅五7）。放置嬰孩摩西的小籃或「箱 」是蒲草造的（出二3） ；古代的圖畫顯示，在埃及和埃提阿伯，蒲草船和輕舟出 現在尼羅河和河附近的 沼澤中（賽十八2），（見 M. Murray, The Splendour that was Egypt, 1949，頁83， 圖頁19。）除了造蘆葦船和籃子以外，蒲草還用來編繩子 ，織草鞋和縫製某種衣 服，窮人甚至用它的根來作食物。 iii. 蒲草「紙」。製造的方法如下：先削掉莖的表皮 ，繼而把莖切約四十至四十五公 分的長度，然後把這些新嫩的莖心切成薄條。把薄條重疊 排放在硬木上；在這疊 薄條之上又排置更多的薄條，上下兩疊的方向互成九十度 直角；最後的步驟只須 用硬物，例如木槌，把它們槌壓成片。經過修剪和磨平， 它便成了一張帶白色的 紙。這種紙很耐用，但時日久了就會變黃。顯示橫纖維的 一面通常是首先書寫的 一面（除非作信件用），稱為正面；直纖維的「背」面則 稱為反面。把這些紙張 頭尾相接，稍微重疊地黏連起來，便成了蒲紙卷。標準的 長度是二十張紙，如有 需要的話，可以剪短或增貼而加長。現知最長的蒲紙是英 國博物館珍藏的那著名 的哈理斯一世蒲紙（Papyrus Harris I），約屬主前 1160年之物；它長約四十公尺 。蒲紙的高度按用途而定：較大尺寸的（最大的有四十七 公分；在埃及第十八和 第十九至二十王朝通用的多是卅五點五公分和四十二公分 ）用作官府、商業和記 賬的文件（有長排的數字）；較小尺寸的（約十八公分和 廿一公分，但往往更小 ）則用來抄寫文章。 iv. 蒲紙的用法。這是由明確的傳統習慣所定的。因 埃及字體通常是由右至左，文士 總是在一張蒲紙的右方開始向左寫──早期採用直行（由 最早期直到約主前 1800年都往往如是），其後則按適當的長度橫寫，歸入連 續的「欄」或「頁」。 關於所用的字體、標點、書寫工具、抄本等等，見*書寫 ，寫作，文字 {\LinkToBook:TopicID=4508,Name=書寫，寫作，文字（ WRITING）}；*經文與 譯本{\LinkToBook:TopicID=4131,Name=經文與譯本（ TEXTS AND VERSIONS） }。 　　蒲紙的使用始於埃及人歷史的開端（主前約3000）， 直至伊斯蘭時代初期（主 後第七世紀及以後）為止。最古的卷軸（空白的）是屬於 第一王朝的，帶有文字的 最古卷軸則屬於第五王朝，約主前2500年。在主前二千年 期和一千年期，埃及人為 了書寫各種記錄，曾製造並使用大量的蒲紙；但蒲紙並不 便宜，所以埃及人常常使 用舊卷軸，利用背面和空白的地方書寫，或把舊文字洗掉 ，好騰出地方寫上新的。 　　在主前二千年期末葉以前，蒲紙曾大量輸往敘利亞、 巴勒斯坦，肯定還傳到更 遠的地方。主前約1075年，腓尼基屬下比布羅斯（ Byblos）的王子薩卡巴力（ Zakarbaal）根據前人留下來的賬目卷軸，向埃及特使溫 那孟（Wenamun）開報木材 的價格，而溫那孟為木材所繳付的部分款項就包括了「五 百（卷）精製的蒲紙」（ ANET，頁27a、28a）。至於希伯來人和亞蘭人使用蒲紙的 做法，以及蒲紙在新約時 代的用途，見以下各有關段落。論到蒲紙在埃及作為書寫 媒介的各方面情形，見： 車尼（J. Cerny*）, Paper and Books in Ancient Egypt, 1952。葬禮和行政管理用的蒲紙 面貌，分別見 IBA，頁36-7，圖30-1。 {\Section:TopicID=3149}b. 陶片 　　Ostraca 一字為希臘文 ostrakon 的複數，本義是「 蠔殼」，但希臘人也用以指稱 碎陶片。他們在這些陶片上記錄選票（因此英文有 ostracize 〔放逐、排斥〕一字） 。在埃及，這個詞是指用墨寫上題銘和圖畫的石灰石片或 碎陶片。雖然這種陶片見 用於埃及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又出現於不同的地點，但出 土的陶片多半都屬於新王 國時期（主前約1500-1070），地點則是上埃及的底比斯 （Thebes），主要來自埋葬 帝后的陵谷，以及陵墓工人的村莊（今日稱為迪珥梅迪尼 [Deir el-Medineh]）。埃及 的陶片上多是僧侶所用的草書；那些用比較正式的象形文 字寫成的就十分罕見了。 有圖畫的陶片往往美觀悅目，是藝術家餘暇之作。有文字 的陶片分為兩類：文學的 和非文學的。前者錄有埃及文學著作的片段（故事、詩詞 、智訓、讚美詩，等等） ，是學校的習作、記憶測驗，或僅為興趣而寫的；這些陶 片所保存的文學作品（或 作品的片段）多是至今不見於別處的文獻。非文學性陶片 的文字內容則包羅甚廣。 它們相等於埃及人的備忘簿、速記本和碎紙片，而且反映 了我們所能想像到的日常 生活的各方面：工人名冊和缺席記錄，工作報告（參：出 五18-19），糧油配給，無 數關於磚塊、乾草、菜蔬、器皿等記錄，訴訟，婚約，購 物票據，追討欠債通知書 ，大量的函件和備忘錄，還有很多其他的記錄。這大批資 料使我們對以色列人寄居 於埃及和出埃及前後的日常生活有清晰生動的了解，它們 也為出埃及的歷史記述提 供了有用的背景資料。（*拉吉 {\LinkToBook:TopicID=2477,Name=拉吉（ LACHISH）}；*撒瑪利亞 {\LinkToBook:TopicID=3703,Name=撒瑪利亞（ SAMARIA）}） 　　書目：關於陶片的範圍和重要性，見 J. C%erny*, Chronique d~E!gypte, 6 / No. 12, 1931，頁212-24, and S. Sauneron, Catalogue des Ostraca Hie*ratiques Non Litte*raires de Deir el Medineh, 1959，導言，頁vi-xviii，作者提 及許多其他著作。英文的參考 書，見 W. C. Hayes, The Scepter of Egypt, 2, 1959，頁176-8、390-4、432。關於典型 陶片的圖像，見 Hayes，上引書，頁177，圖98。 K.A.K. {\Section:TopicID=3150}Ⅱ　希伯來文，亞蘭文和希臘 文 {\Section:TopicID=3151}a. 希伯來文蒲紙 　　現存最古之希伯來文蒲紙抄本（慕拉十七 [Mur 17]），是1952年在死海附近的 慕拉拔河谷（Wadi Murabba`at）發現的。慕拉十七是用 古希伯來字體，寫在蒲紙複 寫本上，其日期為主前第八世紀末葉或第七世紀初葉。那 封原來的信已被擦掉，只 遺留了幾個字仍可辨認，新寫上去的是人名單。在昆蘭發 現的大多數古卷都是羊皮 紙，只有小部分的蒲紙抄本值得一提。在第四洞發現的有 《團體法規》（The Rule of the Community）和《感恩讚美詩》（The Thanksgiving Hymns）的蒲紙片斷。數以百 計的蒲紙碎片發現於第六洞，其中有聖經列王紀和但以理 書的殘篇，都是用半草書 寫成的。在昆蘭的古卷出土以前，包含部分申命記第五、 六章的納士蒲紙本（Nash Papyrus）曾佔有獨特的地位，因為它是當時最古老的希 伯來文聖經抄本；它的日期 可能早至主前第二世紀。慕拉拔河谷也曾發現屬巴柯巴（ Bar Kokhba）叛亂時代（ 主後132-135）的各類希伯來文蒲紙。最值得注意的部分 是巴柯巴的幾封親筆信，其 中並錄有他的真名──科斯巴之子西緬（Simeon Ben Kosebah）。 {\Section:TopicID=3152}b. 希伯來文陶片 　　陶片不值錢且用途有限，所以在其上刻寫的往往是次 要的資料。雖然如此，刻 有希伯來文的陶片對舊約的語文和文學卻提供了珍貴的資 料。撒瑪利亞陶片是最重 要的一批，主要部分是1908-10年由哈佛考古隊發現的。 它們的日期屬耶戶朝代，可 能來自第九世紀末約哈斯在位之時。它們是在一王室倉庫 發現的，其上記錄了油、 酒的賬目，可能涉及在撒瑪利亞附近王室物業的出產。每 一份記錄都標有君王在位 年份，其中也包含許多人名和地名，然而也不是一律如此 的；人名方面包括耶和華 、伊勒和巴力等元素的複合字。見 LOB，頁315-27。在亞 拉得發現了許多以亞蘭文 刻寫的陶片，也有一些是以希伯來文書寫的；後者的日期 屬主前第七世紀末，內容 涉及酒、麵粉和餅的供應，都是某官員必須為旅客（軍隊 ？）提供的物資。在聖殿 的廢墟中出土的較細小陶片，記錄了祭司家族的名字，其 中包括可拉族（bny qrh]） 。雅孚納炎（Yavneh-Yam）陶片的日期屬於同一時期。其 中一片引起了特別的興趣 ：它記錄一個農夫的請求，他求監工歸還他的外衣，因為 後者冤枉他懶惰而奪取了 那外衣（參：出廿二26-27）。大致屬於同期的陶片是 1923-5年在耶路撒冷發現的俄 斐勒（Ophel）陶片。它保存了一份用古體希伯來文書法 寫成的人名和出處的一覽表 。最著名的大概就是拉吉陶片，其中廿一片是1935年和 1938年在那座古城（即今日 的杜威爾廢丘 [Tell ed-Duweir]）遺址發現的。這些陶 片的特別價值在於其中大部分 的日期都可確定為主前587年。它們多半是書信，拉吉的 軍事總督耶奧施（Yaosh） 的名字曾經出現，因為他是一部分信件的收信人。這些信 件反映猶大危在旦夕的情 況，因為巴比倫人攻城掠地，勢如破竹；其中的記載與耶 利米書略有關涉。值得注 意的特色，包括隨意使用耶和華一名的四個字母（ tetragrammaton），又提及一位先 知充任信差。有些用希伯來文刻寫的陶片也在昆蘭、慕拉 拔河谷和馬撒大（ Masada）出土（在後者出土、一塊刻有便耶爾 [Ben Yair] 一名的陶片特別引起人的 興趣，因為它可能與奮銳黨的領袖以利亞撒便耶爾 [Eleazar Ben Yair] 有關）。 {\Section:TopicID=3153}c. 亞蘭文蒲紙 　　現存最早的亞蘭文蒲紙抄本，可能是1942年在埃及的 薩奎拉（Saqqarah）發現的 。它是阿多（Adon）王致法老的函件殘篇，可能是在非利 士或腓尼基海岸某地發出 的。這說明了國際外交界在波斯時代以前已使用亞蘭文， 因為這封信不可能是尼布 甲尼撒時代之後寫的（崩於主前562年）。但在所有亞蘭 文蒲紙抄本中最重要的一批 ，乃是來自埃及伊里芬丁（Elephantine）島的。在這裏 、孟斐斯（Memphis）以及希 摩波利（Hermopolis），大量屬主前第六世紀晚期和第五 世紀由猶太人書寫的蒲紙抄 本得以保存下來。法律文件和私人信函都不少，甚至有一 份《亞希夸箴言》（ Sayings of Ahikar）最古版本的殘篇。正如我們所預料 的，蒲紙上的亞蘭文頗像聖經 中以斯拉記的亞蘭文。這些猶太僑民自建敬拜的殿（雖然 申十二5-7並非如此教導） ，甚至把以色列獨一真神的名與迦南神明的名字連合使用 （如：亞拿特－雅戶 [Anath-Yahu]，亞拿特－伯特利 [Anath-Bethel]）。出 於耶利哥西北十九公里的達利 耶河谷（Wadi Daliyeh）的蒲紙抄本，來自第四世紀。這 些抄本是在一個洞穴裏發現 的，據猜是在撒瑪利亞書寫後，由該處來的難民收藏在洞 裏的。它們是法律和行政 事務的文件，大約寫於主前375至365年，可能是那些要逃 避亞歷山大大帝統治的人 所棄置的。昆蘭出土的文獻中也有亞蘭文蒲紙（如：在第 四洞發現了一份錄有舊約 家譜的抄本），在慕拉拔河谷亦有同類的發現（如：買賣 契據）。在後者的附近又 發現屬拿巴提人的殘篇。 {\Section:TopicID=3154}d. 亞蘭文陶片 　　一分早期的文物是在亞述城（Asshur）所發現的碎陶 片上的信件，大概寫於主 前第七世紀。在伊里芬丁（見上文）發現的亞蘭文陶片主 要是繳稅的收據。在卡雷 法廢丘（Tell al-Khalayfa）發現而屬於波斯時代的碎片 顯然是有關酒的收據。數十塊 亞蘭文的碎陶片出現於亞拉得的出土文物之中。昆蘭和慕 拉拔河谷也有發現，但價 值不大。在慕拉拔河谷發現一封信（？）的殘篇，推斷其 日期是主前第一世紀初期 。 {\Section:TopicID=3155}e. 希臘文舊約蒲紙 　　現存的蒲紙抄本為數不少，不過，它們一律都是斷簡 殘篇。最古老的大概是約 翰萊蘭（John Rylands）希臘文蒲紙抄本458號，包含申 廿三-廿八的片斷，其年代屬 主前第二世紀。傳俄（Fouad）蒲紙抄本266號幾乎是同樣 的古老，它保存了創七、 卅八，以及申十七-卅三的片斷。徹斯特比提（Chester Beatty）希臘文舊約蒲紙本包 括舊約不同書卷的片斷，其日期屬主後第二世紀至第四世 紀。費瑞（Freer）希臘文 抄本五號來自主後第三世紀，是小先知書的蒲紙抄本。昆 蘭第四洞發現了利二-五的 殘篇，而第七洞則發現出廿八4-7和《耶利米書信》（ Epistle of Jeremiah）四十三-四 十四的殘篇。在昆蘭的發現大概是主前第一世紀之物。 　　書目：有關希伯來文、亞蘭文和希臘文的舊約資料： A. Cowley, Aramaic Papyri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1923; E. G. Kraeling, The Brooklyn Museum Aramaic Papyri, 1953; DOTT，頁204-8、212-7、251-69; P. E. Kahle, The Cairo Geniza2, 1959; P. Benoit 等人，Discoveries in the Judaean Desert, 2, 1961; F. F. Bruce, The Books and the Parchments3, 1963; S. Jellicoe, The Septuagint and Modern Study, 1968; B. Porten, Archives from Elephantine, 1968; K. Aland, Repertorium der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Papyri: I. Biblische Papyri, 1976。 R.P.G. {\Section:TopicID=3156}Ⅲ　新約 {\Section:TopicID=3157}a. 引言 　　上一世紀在埃及發現的希臘文蒲紙本，對新約的研究 有重要的影響。在最初的 出土物中，聖經的蒲紙抄本很罕見，但自1896年起，由於 格仁斐爾（Grenfell）和亨 忒（Hunt）開始了有系統的發掘，便發現了大量的蒲紙， 包括新約各卷書的片斷， 也有屬於最初幾個世紀有助於我們了解新約聖經的文件。 收穫甚豐的地點是發雍（ Fayyu^m）以及它以南的地方，尤其是俄西林古（ Oxyrhynchus）、希摩波利（ Hermopolis）、帖提尼斯（Tebtynis）、亞富羅底土波利 （Aphroditopolis）和潘諾波 利（Panopolis）。 　　歷來許多學者假定新約希臘文是「聖靈用的語文」， 是獨一無二的，但有些人 ，例如馬森（Masson）、萊特佛特（Lightfoot），和法 勒（Farrar），卻早就認為新 約作者所用的語文是主後第一世紀通用的希臘文（koine{ Greek），一般來說比較接 近口語多於接近書面語的形式，而他們的想法不久就給證 實了。由於蒲紙本的發現 ，我們現有大量新約字眼獲當代通俗希臘文使用的實例。 從狹義來看，我們仍舊可 說新約的語文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背後往往有希伯來文 和亞蘭文的根據。「希伯 來文化的傳統和希臘世界之間的張力深刻地影響了新約所 採用的語文」（Hoskyns and Davey, The Riddle of the New Testament 1931, 頁20）。再者，學者們一向以雅典 城邦的（Attic）文法、句法和風格為標準來評核新約， 這個傾向也因蒲紙本的研究 而得以糾正，學者們從而十分清楚地知道：主後最初幾個 世紀內，通俗希臘文（ koine{）的演變比較迅速，日後發展為拜占庭時代的希臘 文，而最終成了近代的希臘 文，所以學者必須按這個發展來衡量新約的語文。過分強 調上述研究的進展固然是 不適當的，然而，它們對新約經文、語文和文學的研究， 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幫助 ，因而對新約神學的詮釋大有裨益。贊斯（G. Zuntz）在 1946年的史韋詩講座（ Schweich Lecture）（以 The Text of the Epistles 為 題發表於1953年）中，呼籲學者把 這兩個研究領域積極地連合起來。「研究新約的神學家也 必須具有語言學家的素質 」（第3頁）。實踐這種主張的最佳著作大概就是 TDNT 了。 　　新約原來的文稿全都寫在蒲紙卷軸上（最簡短的一兩 封書信則可能寫在一張張 的蒲紙上）。我們在這裏可略提經文的流傳對發展新技術 的重大影響。在羅馬帝國 其餘的地方，在主後第三世紀以前，蒲紙抄本（書本）尚 未取代卷軸，但埃及卻有 證據顯示基督徒浛體很早已發展了抄本的形式了。已發現 了十份屬於主後第二和第 三世紀初期的聖經抄本片斷，和111份屬於第三、四世紀 的片斷，其中只有十二份是 採用蒲紙卷軸的形式。羅馬書的經文需要一卷四公尺長的 卷軸，馬可福音需六公尺 ，使徒行傳約需十公尺（參：提後四13提及卷軸，和保護 卷軸用的封皮）。但因福 音書和書信的複製本的需求大量增加，自然便發展了抄本 的用法，就是把一張張的 蒲紙對折摺疊起來，好像現代的書本一樣。一份抄本便能 容納四卷福音書和使徒行 傳，或可抄錄所有的保羅書信。 {\Section:TopicID=3158}b. 最值得注意的蒲紙抄本 　　最晚近的一份一覽表是由莪蘭德（K. Aland）輯錄的 （1976），包含了超過 241條目，其中68份抄本列入新約聖經的經文校勘表內。 許多抄本都比較簡短，但那 些比較長的抄本卻非常重要。 　　P1（三或四世紀）包含太一1-9、12-20；P4（四世紀 ）包含路一74-80，六1-4； P5（三世紀）包含約一23-31、33-41和廿11-17、19-25； 由對折的兩張組成，而其經 文顯露了後來西乃抄本和梵諦岡抄本所衍自的系別。P8（ 四世紀）包含徒四31-37， 五2-9，六1-6、8-15；P13（三世紀，書寫在黎維 [Livy] 作品摘要的背面）包含來二 14-五5，十8-22，十29-十一13，十一28-十二17；P20（ 三世紀）包含雅二19-三9； P22（三世紀）包含約十五25-十六2、21-32；P27（三世 紀）包含羅八12-22、24-27、 33-九3；九5-9；P37（三世紀）包含太廿六19-52；P38（ 四世紀）包含徒十八27-十九 6，十九12-16。 　　關於徹斯特比提蒲紙本（P45, 46, 47），第一和第 二號是特別有意思的。P45（三世 紀初期）包含三十張（來自一份有二百二十張的抄本）， 其內容有福音書和使徒行 傳，包括了馬太、馬可、路加、約翰福音（十七張）和使 徒行傳（十三張）的片段 。P46（也屬三世紀初期）有八十六張，是在一段時間之 內分三組發現的，包括羅馬 書、希伯來書、哥林多前後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 立比書、歌羅西書、帖撒 羅尼迦前後書，其中只有小部分漏掉了。值得注意的是： 作為羅馬書結語的讚美詩 是在十五章之後出現的。P47（三世紀，共十張）有啟九 10-十七2；P48（三世紀，類 似 P38）有徒廿三11-16、24-29。P52（著名的「約翰萊 蘭」蒲紙篇，長九公分，闊六 公分）於1935年由羅伯次（C. H. Roberts）鑑定為約十 八31-33、37-38，是第二世紀 初期之物。P64（二世紀）包含太廿六的一部分；P66（主 後約200），就是「波得馬 蒲紙本二號」（Bodmer papyrus II），有一○八張，分 為五帖，每帖長十六公分，闊 十四公分，包含約一1-十四26。 　　這些抄本和許多較次要的蒲紙本，與那些重要的羊皮 抄本和早期之新約版本的 關係，一直以來都是學者深入研究的主題。 {\Section:TopicID=3159}c. 對於新約經文鑑別研究的影 響 　　若要闡述蒲紙抄本在新約經文研究方面的影響，就必 須略述希臘文經文直到學 者發現蒲紙本之間的歷史。1611年的欽定譯本（AV）依據 羅伯司提反（Robert Etienne, Stephanus）在1550年所編製的希臘文新約版本 ，即「公認經文」（Textus Receptus），而這版本又大部分依據伊拉斯姆（ Erasmus）於1516年所發行的版本。 司提反只參照了十五份抄本，而它們都是晚期的抄本，又 僅代表拜占庭或東方傳統 的經文。引發學者認真搜求所有可用抄本的事，乃是亞歷 山太抄本（Codex Alexandrinus）於1627年在英國的出現，它是主後第五世 紀的羊皮抄本。但到了 1859和1867年，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和替申多 夫（Tischendorf）的梵諦岡版 本（Vaticanus）依次發現，這才促進了經文鑑別學的重 大進展。與此同時，學者們 開始認識到埃及可能保存了大量的蒲紙抄本。魏斯科（ Westcott）與候特（Hort）於 1881年發表了一份修訂的希臘文經文，在那年出版的英文 修訂版（RV）聖經曾廣泛 地採用它。這些學者把經文分為四大體系，即敘利亞體系 、中立體系、亞歷山太體 系和西方體系（Syrian, Neutral, Alexandrian and Western），而他們則最重視中立體 系，這包括梵諦岡和西乃抄本、埃及科普替譯本（Coptic Versions）以及同類抄本。  　　新約蒲紙抄本對於上述學術研究的發展和修訂扮演了 顯著的角色。學者們經過 深入研究之後，就確信魏斯科和候特不宜把各體系視為界 限分明的類別；而史特理 特爾（B. H. Streeter）採用了由費拉（Ferrar）、阿伯 特（Abbott）和萊克（K. Lake）所辨別出來的小草字體抄本，和科立得提（ Koridethi）抄本（九世紀），指 出二者與俄利根（Origen）的新約經文有密切的關係，他 並且相信這三者（起碼就 馬可福音而言）全屬「該撒利亞」體系（俄利根在該撒利 亞度過他的晚年）。在費 瑞（Freer）抄本（「華盛頓福音書」）和徹斯特比提蒲 紙本中的福音書經文，進一 步顯示「該撒利亞」體系的經文大概源於埃及，而由俄利 根從亞歷山太帶往該撒利 亞。徹斯特比提這一類蒲紙本，尤其是 P46，具有重大價 值。它們證明了福音書和保 羅書信的匯輯早就用上了抄本（書本）的形式。這類抄本 的流通極有助於新約正典 的形成。學者確定徹斯特比提抄本屬於主後第三世紀之物 ，這意味凓我們現在所擁 有的一系經文傳統早於第四、五世紀那些著名的犢皮紙抄 本，雖然後者曾為學者們 所倚重。此外，我們的經文傳統也早於優西比烏（ Eusebius）受命為教會公用而編訂 的各套新約經文，他是在主後313年米蘭諭旨（Edict of Milan）之後接獲任命的。波 得馬蒲紙抄本亦提供了重要幫助，尤其是 P66，這是第二 世紀末的約翰福音抄本。還 有那些更早的片斷，特別是「約翰萊蘭」蒲紙中的約翰福 音殘篇，更讓我們回到第 二世紀的上半葉，這表示我們已進到與新約最後一批著作 （約翰全集）僅距離一代 的時代中。 　　在歷史上，經文流傳的一般情況如下：當人為了公、 私用途要製作〔新約聖經 的〕抄本時，〔各地教會〕就出現了許多種類或體系的抄 本。負責抄寫的，有時是 受過訓練的抄寫員，但更常見的是沒受訓練的基督徒。在 當時，對標準劃一的經文 的需求尚未出現，而各地區的經文校訂工作還未普遍起來 。我們同時有理由相信， 在教會遭受逼迫時（例如主後250年德修 [Decius] 的那 一次），許多新約抄本都被毀 滅了。蒲紙本有助於揭示經文流傳在這初期階段的複雜情 況：本特力（Bentley）的 目標是整理出一份正確保真的新約版本，其純全、無訛誤 程度比起出自使徒之手的 真本毫不遜色（ut e minibus apostolorum vix purior et sincerior evaserit）；縱使 我們目前距離這目標仍然很遠，至少這是一個不斷進步的 故事。（*經文與譯本〔新 約〕{\LinkToBook:TopicID=4160,Name=6　新約}） {\Section:TopicID=3160}d. 對於新約語文和文學研究的 影響 　　正如上面所提及的，新約的希臘文跟當代文學性質與 非文學性質的通俗希臘文 都有雷同之處，尤以後者為顯著；透過希羅時代的埃及所 出土的各類型蒲紙文件， 今日學者對後者所知甚多，這些文件包括朝廷覆文，法庭 的訴訟程序，稅單和戶口 調查表，婚約，生、死和離婚啟事，私人函件，商業賬目 等等。新約裏無疑雜有許 多閃族化的表達方式，因為作者們除了一位之外都是猶太 人，但學者對這方面數字 的估計卻因在蒲紙本中發現了類似的說法而大大減少了。 「甚至馬可福音的閃族化 說法也很少是鄙俗的希臘語；他那種非常口語化的文字也 許使我們作如是想，但當 我們讀到那些教育程度較低的蒲紙本時，必會改變想法」 （Howard 語）。可八15的 blepein apo 便是一個例子。不少新約希臘文的造字新法 已從其他蒲紙抄本中找到佐 證，如：以 -mos, -ma, -sis, -ia 為詞尾的名詞；以 -ios 為詞尾的形容詞，新造的複合 形容詞和副詞，加上否定義的詞首 a- 的新造字；用於羅 馬軍隊和政府的外來語和專 門術語。一些問題也已解決了，包括拼字方面的，如 gene{ma（太廿六29）， tameion（路十二3），sphyris（太十五37）；詞形方面 的，如 gegonan（羅十六7） ，elthato{（太十13），e{lthan（可三8）；造句方面的 ，如：陳述性（consecutive use）的 hina 子句（如在約十七3），eis 和 en 的互換 使用（如在約一18；太十八 19）。 　　新約的辭彙大量地出現在蒲紙抄本上。以前的學者認 為新約的用語有許多是聖 經獨有的（voces biblicae），但近代的學者如戴斯曼（ Deissmann）和包厄珥（ Bauer），卻能證明這類字彙中約只有百分之一，大約五 十個字，確實是特殊的。以 下字眼都因凓聖經以外的用法而獲得更恰切的解釋： he{likia （如：路二52 ＝ 「年紀 」），meris （徒十六12＝「區域」），anastatoo{ （ 本義是「逐離爐邊和家」，在 徒十七6和加五12作比喻用），hypostasis（來十一1 ＝ 「地契」, RSV 作「保證」； 〔譯註：和合本作「實底」〕），parousia （新約聖經 多處 ＝ 王族或其他顯赫人物 的到訪），arrhabo{n （如：弗一14＝「已繳交的保證金 」，RSV 作「擔保」；〔譯 註：和合本作「憑據」〕），leitourgia （林後九12； 可指對私人或公眾的服務）。 常見的詞語 adelphoi 和 presbyteroi，也常用於社團和 宗教團體，並指稱村鎮和神廟 的職員。 　　在新約寫成的年間，興起了一股修正的雅典文風（ Atticism），那基本上是人刻 意提倡的運動。他們崇尚第五世紀的雅典希臘文，奉之為 標準。但當時也有著名的 非宗教作家不願意跟風，例如蒲魯他克（Plutarch）、斯 特拉波（Strabo）、戴奧多 勒斯古路斯（Diodorus Siculus），和伊比德圖（ Epictetus），而新約本身也採用了通 俗的希臘文，這同樣顯示出其逆流的態度。「通俗希臘文 （koine{）並非恍如意外地 混了雜質的純金，而是像一種嶄新的、實用的合金」（ Moule 語）。七十士譯本已 首開先例地用了流行的希臘文，而〔新約〕那些作者們本 都可以用亞蘭文寫作的， 卻故意選用了希臘文。他們作品的文學水平當然相差很大 。彼得後書的文筆最接近 典雅的文學水平，路加和希伯來書的作者也是文字優美的 作家。雖然路加和保羅顯 然能講寫古典希臘文（參：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前言，以 及徒十七22起），他們卻 毫不遲疑地使用那些非常口語化的表達形式。最極端的例 子是啟示錄，所用的希臘 文不太自然，有時甚至不合規範，這明顯地反映了閃族用 語和思想方式的影響。但 無論如何，我們仍可確實地說「作者用以表達自己意思的 希臘文比較接近埃及蒲紙 本的希臘文」（A. Robinson 語）。（*語言〔新約的〕 {\LinkToBook:TopicID=2496,Name=新約的語言（ LANGUAGE OF THE NEW TESTAMENT)}） {\Section:TopicID=3161}e. 陶片 　　我們曾提及陶片或「陶器碎片」是古代最廉價的書寫 材料，為人廣泛使用。它 們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東西（參：賽四十五9），研究通俗 希臘文的人也因而完全忽略 了它們的價值。在埃及出土的大量陶片，其年代差不多跨 越了一千年，極大多數都 是文件，或是文件的碎片，而正如我們所預料的，它們都 與社會較低階層的日常生 活有關。小部分的銘刻為簡短的典雅文字，那肯定是學校 用的材料，也有刻寫了簡 短的新約經文的陶片（引自可九和路廿二的經節），有一 片屬主後第六世紀的，其 上刻有受路一影響而寫成的讚美馬利亞的詩歌。其餘的大 部分就包含短柬、合同， 而尤以稅款收據為最多。陶片的文字有多種，包括希臘文 、拉丁文、亞蘭文、埃及 科普替文和古埃及文。 　　陶片的研究偶然也會有助於闡明一些新約用語。有幾 個陶片顯示收據的細節， 所列明的日子稱為 Sebaste{，意即「皇帝的日子」，其 用法也許類似基督徒的 kyriake{，即「*主日 {\LinkToBook:TopicID=2581,Name=主日（LORD'S DAY） }」。 Kyrios 的稱號，意即「主」，出現於陶片上，用以指稱 羅馬皇帝尼祿（Nero）和維 斯帕先（Vespasian）（參：猶4）。來自底比斯、日期屬 第一世紀的收據，有助於闡 釋以下兩個新約用語： logeia （如：林前十六1-2 ＝ 「募集的款項」），以及意指收 到付款的動詞 apecho{ （參：太六2＝「他們已經得了他 們全部的酬金」）。陶片顯 示新約常用的片語 eis to onoma （「奉……的名」）乃 屬當時法律界的慣用語，意 指人行某事所憑藉的權柄。這樣，在新約語文和習語的研 究方面，陶片略為補充了 蒲紙本的證據。 {\Section:TopicID=3162}f. 次經非正典經卷的蒲紙本 　　它們值得一提，因為都有助於我們了解新約作品的形 式和內容。最值得注意的 是耶穌的言論或言談錄（Logia）。第一份（1896和 1897年發現於俄西林古 [Oxyrhynchus]）是屬第三世紀一抄本中的一張，其中的 語錄，有些是熟悉的，其他 則屬較為神秘的類型；第二份出土的屬第二世紀晚期，其 上語錄是寫於一份土地測 量卷軸的背面。第三份包含一卷非正典福音書的殘篇：而 在1934年又發現了同類的 另一份；它包含一抄本中三張的殘篇，約屬於主後150年 ，其內容敘述耶穌生平四事 ，與福音書的記載很接近。然後，於1946年在納哥哈瑪地 （Nag Hammadi）附近發 現的十三份蒲紙卷軸中，有《多馬福音》（Gospel of Thomas），這是一本重要的語 錄集，它所受的諾斯底影響中又揉合了符類福音、約翰和 其他的傳統，這顯然是一 部著作的科普替文版本，俄西林古出土的耶穌言論集就是 這部著作的殘篇。 　　有幾種次經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已被發現。徹斯特比提 那批蒲紙本包括十四張《 以諾書》（Book of Enoch），屬第四世紀的抄本，也收 有撒狄的主教米力圖（ Melito）論受難的講章的一部分。出自諾斯底派的一張蒲 紙本已被發現（屬第三世紀 初期），它是《馬利亞福音》（Gospel of Mary）的一部 分。在阿肯免（Akhmim） 發現了《彼得福音》和《彼得啟示錄》（Gospel and Apocalypse of Peter）的殘篇（ 大概寫於第二世紀）。前者有幻影說的傾向，而後者的水 準則遠不及約翰的啟示錄 。那批暗赫斯忒（Amherst）蒲紙本中有《以賽亞升天記 》（Ascension of Isaiah）的 主要部分；漢堡國家圖書館存有十一張《保羅行傳》（ Acts of Paul），屬第二世紀 末葉的「宗教傳奇」。最後，俄西林古蒲紙本抄有著名的 《黑馬牧人書》（ Shepherd of Hermas）一部分的希臘文版本。這部作品的 全文後來出現於西乃抄本中 。（參*新約正典{\LinkToBook:TopicID=694,Name=新約 正典（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書目：（按上文的段落列出）。 a. F. G. Kenyon, Our Bible and the Ancient Manuscripts5, 1958; E. G. Turner, Greek Papyri, 1968; C. H. Roberts. 'The Codex',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40, 1954; A. Deissmann, LAE4, 1929; F. F. Bruce, The New Testament Documents: Are They Reliable?5, 1960。 b. K. Aland, Kurzgefasste Liste der griechischen Handschriften des Neuen Testament, 1963，以及其後的補篇；同作者，Repertorium der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Papyri, 1, 1976; J. van Haelst, Catalogue des Papyrus Litte*raires Juifs et Chre*tiens, 1976。 c. F. G. Kenyon, The Text of the Greek Bible3, 1975; B. M. Metzger,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2, 1968；同作者，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1971。 d. A. Wikenhauser,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2, 1972, Part 2; Blass-Debrunner-Funk, A Greek Grammar of the New Testament10, 1961; J. H. Moulton and G. Milligan, Vocabulary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1930; C. F. D. Moule, An Idiom Book of New Testament Greek2, 1959。 e. 見於陶片上的新約部分，都包括在上面 b. 段所 列舉的蒲紙本中。 f. H. I. Bell and T. C. Skeat, Fragments of an Unknown Gospel, 1935; B. P. Grenfell, A.S. Hunt 等人，The Oxyrhynchus Papyri I-XLV, 1898-1977; R. M. Grant and D. N. Freedman, The Secret Sayings of Jesus, 1960; R. McL. Wilson, Studies in the Gospel of Thomas, 1960; J. Jeremias, The Unknown Sayings of Jesus, 1964。 B.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