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爾生（Charles Coleson）到底還有個朋友，是麻薩諸塞州最大的工業壘茨昂公司（Raytheon Co.）總裁腓利溥（Tom Phillips）。在離開白宮之後，寇爾生回家的時候，去公司探望他；那晚，去他的家。

腓利溥是在葛培理（Billy Graham）紐約布道會中信主的。

腓利溥給寇爾生談起福音，談起他如何在紐約決志信主；並且送他一本 C.S. Lewis 著的 Mere Christianity 希望他在度假時慢慢的看；不過，先選讀了其中一段給他聽：

自傲引向其他的邪惡：是完全敵擋神的心理狀態。…只要你心懷驕傲的時候，你就不能夠認識神。驕傲人總是往下看人和事；當往下看的時候，自然就不能夠看見在上的。…驕傲是靈性的癌症：侵蝕你愛和滿足的可能，以至失去普通常識。

然後，腓利溥邀寇爾生一同禱告。寇爾生覺得聖靈在心裏感動，卻沒有立即決定降服。

在1973年八月的那個夜晚，出到外面的黑暗中，坐在路邊的汽車裏，寇爾生忽然覺得自己是那樣污穢，自己的努力抗拒崩潰了。他失聲哭泣起來。立刻覺得被徹底洗淨了。他真實的悔改了。但誰信得下？

他希望腓利溥會出來看他，告訴他更多信仰的事；但沒有。夜深了。腓利溥夫婦都上樓就寢。燈火熄了。寇爾生在淚眼迷離中駕車回家。

幾天後，腓利溥找到了科依（Doug Coe），國家早餐禱告會召集的人。科依打電話給民主黨參議員休甫（Harold Hughes），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說是有一個朋友，急切需要在基督教信仰上幫助。當休甫聽到那朋友是“寇爾生”，是在地上他最不想見到的人：這個名字，引起他一連串的咒詛，拒絕會晤，然後掛斷電話。　　休甫是國會有名的“清正先生”；寇爾生則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把國家，國旗，和一位領袖，當作是一回事，唯一的理想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此，許多人對他懷恨，銜之入骨。

一個小時後，休甫的電話來了。他說：“對不起，耶穌不願意我那樣的表現。如果你饒恕我，我願見他。不過，那要等到幾天後的晚間，地點是在郊外一個地方。”

到了約定的時候，科依駕車來接寇爾生，休甫在前座；寇爾生的妻子佩蒂（Patty）接科依的妻子同去會合，去到奎益（Al Quie）夫婦的家，在座的還有朴司勒（Graham Purcell）；奎益和朴司勒同是國會議員。大家面對壁爐成半環形坐著。

見面後，休甫不免存有懷疑；他要寇爾生講述重生的見證。寇爾生吞吞吐吐的講了二十分鐘。休甫把手高高舉起，重重拍在大腿上，然後站起來，走到寇爾生面前，用力擁抱著他說：“你既接受了耶穌，祂饒恕了你，我也同樣饒恕你；我愛你是基督裏的弟兄！我願意同你站在一起，願在任何地方保衛你，我全部信托你。”然後，大家一同跪下禱告。真是“愛弟兄要彼此親熱。”（羅一二：10）

從九月開始，休甫，奎益，樸斯勒，科依和寇爾生，每周一上午八點半，聚集在使館區的“團契之家”，同有一個半小時早餐禱告，有時延長時間。休甫最常提為尼克森總統和白宮禱告。

寇爾生雖然已經離開總統特別助理的職位，不再在總統隔壁的辦公室，卻仍然保持聯繫。有一天，在電話中寇爾生建議總統，同休甫一起禱告；尼克生靜默了很久，那是他習慣的不同意表示。

重生後，寇爾生避免“利用宗教”的嫌疑，並沒廣為宣揚。但有一天，科依告訴他，百宮地下室，有一個早餐禱告會，要他去參加。那天，民主黨的參議員

休甫，第一次應邀出席。主席是中央金融儲備局的首長本斯（Arthur Burns），剛好坐在寇爾生旁邊：又是他最恨的仇敵，因為寇爾生對他作過政治上的惡意名譽毀謗。

休甫的出席是不平常的，吸引了特別多的人，情況彙報室擠滿了人。本斯介紹講員，說休甫決定將退出政治，作全時間事奉。

休甫講了二十分鐘，說到基督對他的意義，作為基督徒從政的困難；然後宣布了最不平常的信息，說到如何同寇爾生成為主內的弟兄的經過。他說：

“我知道恨人是多麼的錯。多年來，我總對於某些人深痛惡絕，但那傷害不到別人，受害的只是我自己。因為恨，我生命中沒有基督的愛。在所有的人中，我最恨的是寇爾生；但現在我們同獻身在基督裏，我愛他如同我的弟兄。我可以把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所有的一切交托給他。”

休甫講完後，整個房間裏靜默無聲。很久後，主席站起來，似乎難以找到適當的話，他說：“參議員，我只能說，這是我從任何人所聽過的最美好，最感動的話。”他勉強忍住眼淚說：“代表這裏的人，參議員，希望你能夠再來。現在，請寇爾生先生禱告。”大家全體手拉手禱告，然後分散。本斯用力握寇爾生的手。

以後，寇爾生到本斯家登門認罪道歉，二人完全和好。

看到寇爾生又到白宮，在記者招待會上被提出來追問。白宮發言人證實早餐祈禱會的事，並說明那天是休甫參議員主講。寇爾生的歸信基督，成為新聞界的笑話；他與休甫作密友，被當作怪聞。好奇的新聞記者紛紛來電話詢問。起初，寇爾生以為厭煩，後來想到也許是神的作為，就“不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提後一：8），侃侃而談。電視，廣播，報紙，雜誌，發表並訪問，迅速傳開。

寇爾生並沒有設法逃避監獄。他並沒參與水門案，也沒設法掩蓋；但牽纏在侵入艾勒司博（Daniel Ellsberg）精神病醫生診所案中。寇爾生先告訴弟兄們，承認有罪的決定。休甫說：“哈利路亞，我不能建議你這樣作，但我等候你今天的決定；只是這傷害我那麼的深，如同殺我，但我充滿喜樂。”

在出庭受審的時候，寇爾生先承認自己的罪，在一張紙上，寫出罪名，遞給檢察官當庭宣讀：

“…devising a scheme to obtain derogatory information about Daniel Ellsberg, to defame and destroy Mr. Ellsberg’s public image and credibility…[and] to influence, obstruct, and impede the conduct and outcome of the Ellsberg trial.”

沒有誰感到意外，這是出於一個律師的手筆；但意外的，那是被告自己輕易認罪。他放棄陪審團的權利，聽法官量刑判決。雖然罪比較別人輕，因為是職位高，輕罪重判，他被判刑二年多。

1975年七月，尼克森總統的前“刀斧手”，成了階下囚。

寇爾生先被送到荷拉柏（Fort Holabird in Baltimore）監獄羈押，再轉到阿拉巴馬州的麥克司威（Maxwell Air Base）聯邦監獄，在那裏，他的新身分是 G 座的 23226 號監犯。

那是一所輕刑監獄。典獄官單獨見他；寇爾生拒絕示意給他國特殊待遇，不要求輕易的工作，聽憑分派：作管洗衣房的工作，洗髒衣服和襪子。他想：跟洗他們的腳相去不遠。

囚犯們住在營房式的連床，各色各樣的人物都有。寇爾生眼見囚犯們的受虐待，彼此之間的爭鬥。管理人員和同囚都警告他，在這環境生存的秘訣：遵守規矩；不要管別人的事，明哲保身。不要多想外面，時間會過得快。

主日，監獄裏有基督徒聚會。

星期一早晨起來，寇爾生照導航會的讀經日程查經，希伯來書第二章：

因那使人成聖的，和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所以祂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成了血肉之體…所以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來二：9-11, 16-18）

這使他相信，他的道路有神的引導，進到監獄裏，使他明白監獄中的情形，也能夠成就神的旨意。他越來越清楚的有了使命感。同時，他感覺作為一個基督徒，自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他違背了入獄時所接受的建議，不僅關心別人，幫忙人寫信，也幫助人減少在獄中的痛苦。

寇爾生見到幾名基督徒，建議他們晚上有小組祈禱查經。有幾個人聚在一起，讀聖經，也為獄中的同囚禱告。其中有一個前佈道家，聲音宏亮，曾有阿拉巴馬州的幾家電臺，廣播他的講道。他承認：他不是傳揚基督，只是傳揚自己。後來，他想急速發財，放棄傳道去作生意，發信詐欺，被判徒刑一年。他憂慮，自己無論如何也難以還清罪債。寇爾生同他查考聖經，使他在基督耶穌裏得到釋放，脫離罪和死的律（羅八：2）；他竟然奇妙的說起方言來，類似天主教誦禱的韻律。從那時，他的全人改變了，成為誠實，堅強樂觀。

另有一人是敬虔的信徒，只是不知釀私酒是違法，因為別人也那樣作；但他被捕了，判刑入獄。他也來參加小組。

他們的禱告有奇妙的效果，司法的人也改變了，有些人意外的得到了假釋。

冬天到了。囚犯沒有冬衣可穿。雖然有軍方剩餘的冬衣，因為是深藍色的，不能夠發給他們穿用，必須先染成咖啡色。獄方暫時沒有錢買染料。禱告小組討論，是否可以從外面私運染料進去。負責洗染的寇爾生，叫他妻子佩蒂來探訪時帶來六包染料，暗遞給一位弟兄私帶進去。在經過衛兵的時候，那弟兄被叫去搜查，很久不見回來。寇爾生認為是罪在自己，累及弟兄將受單獨監禁，要去承認擔當罪責。後來，別的弟兄笑著告訴他，衛兵搜查的只不過是麻醉性毒品，未加攔阻。他才放下心來。雖然是為了好的事，一不加小心，舊人寇爾生的機巧又出來了，要達目的，不擇手段！可見新生命的生活，不是容易的，該多麼步步謹慎，避免失陷。

有一次，負責每二周星期二晚間聚會的人，要寇爾生講話。他講述自己如何驕傲遠離神，如何蒙恩改變重生。許多人得到造就。聚會的人數增加了，也比較更活潑。

有個星期一晚間的聚會，是討論聖靈的能力。寇爾生坐在位上默然禱告，求聖靈充滿他。忽然，感覺從頭到腳，有一種奇妙的熱力，舒服，安慰，而且有能力，就像在腓利溥家路邊的那晚一樣，喜樂和新的力量充滿全身。那是奇妙的洗清潔的經驗。

有一位同囚信徒病了。病情很嚴重，高燒不退，經送入小病房中，但醫生無法可想，放棄了希望，已到了危急階段。寇爾生召集了他們小組的四位弟兄，問他們是否相信神的醫治能力；相約大家分別禱告，只有全心相信的人，一起去病房中同心為那弟兄禱告。

時候到了，每人都相信神的能力。他們圍著那病床跪下來，一同熱切的為那虛弱昏迷的病人禱告。禱告完了，大家高喊：“哈利路亞！”那病人遍體大汗濕透。第二天一早，寇爾生去探視病人，看見他已經起來，坐在床上，贊美神醫好了他。

那年十一月中，寇爾生再被遣送回荷拉柏。同那裏的弟兄們分離，不是容易的事。幾個月的相處，滋生了像“團契之家”弟兄們同樣的感情。

荷拉柏的環境，比那裏是好了些；不過，眼看從水門案落網的人物，他們的案情較重，卻是較低的人，一個個先後出獄了；寇爾生卻留在獄中，實在不是滋味。他知道應該忍耐。團契的人勸他忍耐。他禱告。不少的人為他禱告。但心中仍然煩躁不安。

聖誕節在獄中度過。1974年成了昨日。

寇爾生從沒想是神忘記了他。弟兄們也不曾忘記他。

1976年一月二十八日，共和黨參議員奎益來探訪。寇爾生感謝他們為自己所盡的力。他說：“我想總會有條行得通的路。有人告訴我一條古老的法律，我要去見總統，請求代你服其餘的刑期。”他說的是那麼認真；這使寇爾生驚奇：“國會的第六號要人，任國會議員二十年，竟表示甘願替我服刑！”

他說：“我不是輕易作次決定。你的家庭需要你。你在獄中，我睡不下覺；我想，我來這裏倒會安心。”

寇爾生說：“我不會讓你這樣作。”

同一天，科依送來一張手寫的便箋，說是所有的團契弟兄們都志願代他服滿刑期。後面科依又寫說：“我願意把生命代替你，好讓你使用神所給你的恩賜服事國家。”

這是何等肢體愛的表現。

有些基督徒，仍然信他不過；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的人都是如此。有一個牧師，當面問他說：“寇爾生，我們怎能相信你是真實的悔改了？”

寇爾生說：“也許要等十年以後吧，看我如何。”

1975年，服刑滿八個月，寇爾生被釋放出來。五天後，他去麥克斯威監獄，探訪那裏的弟兄，歡喜看到他們的靈命和人數都有加增。在獄中，他有感動作犯人的造就恢復工作。那年六月，休甫和寇爾生向監獄管理局申請，從華盛頓地區選定的監獄中，接受志願參加的男女囚犯，經審慎遴選，作為期兩周的退修訓練；以領導和聖經為基要課程。第一批十二人。1976年，繼續舉辦五屆，成績斐然可觀。各監獄興起了團契。

1976年，監獄團契誕生了。開始的時候，只有二位職員和三位義務同工。

二十五年之後，監獄團契的事工，單在美國，就有四萬五千義務工作人員；並有電臺廣播和出版物，達到八十八國，進入了六百座監獄，使許多萬的監犯聽到福音，成千成萬的人悔改得救，並且幫助了許多家庭，也使無數的人，免於進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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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道弗羅里達州高度第三的點是哪裏？很少人想得到，答案是一座長老會教堂的尖塔。弗羅里達是平原和沼澤地帶，最高點為海平面以上三百四十五呎（Walton County）。

珊瑚脊長老會（Coral Ridge Presbyterian Church），是在勞德道堡（Fort Lauderdale），教堂建築的尖塔，高達三百零三呎。在基石上大字銘刻著：“EXCELLENCE IN ALL THINGS AND ALL THINGS TO GOD’S GLORY.”（一切事作到盡善，一切事榮耀歸神。）這也是創立牧師甘雅各（D. James Kennedy, 1930-）品性的宣告。

在禮拜天上午，一個不足二十四歲的青年舞蹈教師，睡猶未足。當然他沒有想到去教會聽道。但不知怎地，他睡前原把鬧鐘放在輕音樂上，卻播放出宏亮的講道：“如果你現在死去，神要問你：‘你有甚麼資格進我的天堂？’他說：‘我沒犯過甚麼大罪。’…如果你這樣子回答，你準進不去天堂。”

本浩斯（Dr. Donald Gray Barnhouse, 1895-1960）的宏亮聲音，從收音機傳來。睡眼惺忪的甘雅各，坐在床邊穿衣服，繼續聽下去；他清醒過來。就在那裏，他跪下認罪悔改，接受基督耶穌為救主。

兩年以後，雅各在靈命和真理知識上都有長進；他幫助教主日學，漸漸覺得主呼召他作全職事奉。那感動在心裏很強，在一個週末，經過禱告，辭去他原來的工作。首先，他告訴在聚會的那海德公園長老會（Hyde Park Presbyterian Church）牧師。牧師正是長老區會的宣道部主任，立即介紹他去清水宣道所（Clearwater Mission）講道，時間是在明天的主日。負責宣道所的老牧師，早就想於三個月後退休，見接棒有人，宣布即時離職。於是，甘雅各有了第一個工場。他相信：主引導，主必預備。雖然，月薪只有二百五十元；他原來的週薪是七百五十元，因為他是全美國最佳舞蹈教師。他在那小教會工作直到1956年八月。

那年八月二十五日，甘雅各與安妮（Anne Lewis）結婚。

甘雅各進入哥倫比亞神學院（Columbia Theological Seminary）受造就。那時的校址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Atlanta）。

畢業後，1959年六月二十一日甘雅各接受勞德道堡長老會的邀約：一個四十五人的小堂會，沒有自己的教堂，在一所學校的餐廳聚會；會友像是形形色色異教徒的總匯。他努力工作了十個月後的結果，只剩下十七人的大軍！

他惶惑，他羞愧，他禱告；但沒有後退。

在這時，來了一封信，是一位在喬治亞州 Scottdale 的神學院舊日同學司馬特（Kennedy Smartt），邀請甘雅各去他所牧養的殷革賽長老會（Ingleside Presbyterian Church），作十天的傳福音。

到了那裏，司馬特帶他去“作見證”，就是探訪，一對一的談道，有效的，積極的引人歸向基督。

回到自己的教會，帶來了教會增長的秘密：牧者要知道如何作個別談道引人歸主，並教導裝備信徒去作。他迫不及待的同信徒出去：老基督徒，多年來有引人歸主的心願，只是不知道如何有效的實際去作；現在能夠實踐作得人漁夫，有無比的喜樂。人人興奮的出去，新歸主的信徒也結果子，教會人數急劇的增加。到1960年，正式會員增加到一百二十二人。原來聚會的學校餐廳發生了人滿的問題；青年聚會要在廚房裏，主日學在附近甘雅各家中上課。

這樣，“福音爆炸”（Evangelism Explosion）開始了。

世界的人口在以倍數遞增，教會不能僅緩慢加增。初期教會的增長迅速，是因為一般信徒，普遍的引人歸主。因此，必須動員重生得救的平信徒，參與傳福音的事工，完成基督的大使命。起初的名字是“新平信徒探訪訓練”；後來，到了1967年，才正式定名為 Evangelism Explosion III International。其中的“III”表明三重目標：宣揚福音，造就信徒，教會增長。簡稱 EE；中譯名為“三元福音運動”。

EE 繼續發展，成為全球性組織，遍及一百六十多國家地區，每年引人歸主的總和以百萬計。

1962年，聚會人數超過了二百人。教會成立了建築小組，著眼建堂的計畫。美國長老會國內宣道部買下了商業道的一塊地，有二英畝，是珊瑚脊長老會建堂的地址。起初的新堂可容五百座位；但迅即不足應用，加建教育樓；禮堂增拓了三百座位的加建；再加閉路電視。後來擴展到隔鄰的消防站，給他們建造新站以為交換。以後，只得在主日多次聚會：上午二次，冬季北方來的避寒客多則三次，特殊節日四次。

1967年，會眾達到一千三百以上；被認為全美長老宗增長最快的教會。各地教牧紛紛來信，請教教會增長的方法；來信太多，難以一一詳細作復。甘雅各於二月二十日，開始第一屆三元福音訓練講習班。約有四十人從各地來參加，為期一週。最後一天，是一帶一的實習。那天，教會的平信徒，要指導未有引人歸主經驗的教牧，自然不勝惶恐；有的教牧何嘗不是如此？有一位教牧，寄宿在信徒家中；主人請他來用早餐的時候，連叩房門不應，發現他原來已捲了行李，連夜潛逃，至今再無音訊！

EE 經推廣到全球一百六十多國家地區，教會紛紛採用，成為對教會增長大有貢獻。

從那年起，葛培理宣道學院（Billy Graham School of Evangelism）每年三次請甘雅各前往講授；共約有四萬多教牧先後受惠。

甘雅各不以為是自己的成功，他常說：“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三三：3）。

珊瑚脊教會，發生了問題，教牧和信徒最歡迎的問題：原有的建築，經過多次的擴修增補，仍然不足應付會眾增加的需要。

1974年二月三日，名建築師華根納（Harold Wagoner）設計的輝煌新堂落成。地點在聯邦公路上，取其聚會者易於尋到；堂址佔地十英畝，那時的會眾有三千多；但很快就看見有必要增購鄰接的五英畝，以應停車場和日增的事工需要。葛培理在奉獻典禮上講道說：“如果誰能夠找著一個謙卑的長老宗信徒，我就像摩西一樣，當作是大異象，走近去看。”他提醒會眾記得：他們幾年前只有四五十人，“相信禱告，相信傳福音”，蒙神賜福，成為二十世紀神國的景象；他們也有促進一般教會增長的責任。

會堂的管風琴，是世界著名的大師碧施（Diane Bish）設計，在意大利定造，是當時所有在美國歐洲風琴最大者；有六千六百銀管，大者長四十呎，小者只如鉛筆。碧施在司琴外，還主持每週半小時的電視節目喜樂音樂（Joy of Music）。

教會在繼續增長。會眾迅速到了一萬；冬天從北方來避寒的“季侯會眾”，更難數計。三千多的座位，難以容納，又再出現了多次聚會。

珊瑚脊事工（Coral Ridge Ministries）有珊瑚時間（Coral Ridge Hour）每週電視節目；真理使人歸正（Truths That Transform）廣播節目；經過各大洲成千的電台和海上轉播船隻，不停的播出福音的信息。

事奉的目標高：“人生的目的是榮耀神，永遠以祂為樂。”

事奉的範圍，已經擴展到廣闊的大地。

現在，該想到深度的問題：主日學的人數超越了一萬二千，成人也在內，感謝主，那是很成功；不過，主日以外的週日，孩子們受的是甚麼教育？公立學校似乎是致力於傳播反宗教，反道德，和無知。為了下一代的靈魂，應該作些甚麼？結果，是威斯敏斯特學校（Westminster Academy）的建立。為了榮耀神，造就下代的永恆事工，注重信仰，並在學術上認真。五年內，成為獲得南部地區院校協會（South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承認學分的第一所教會學校。1973年，第一屆畢業學生只有八名；增長到有一千五百名以上的 K-12 學生註冊入學。

接著，音樂學院（Coral Ridge School of Music）成立。1990年，更成立了諾克司神學院（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不僅神學信仰純正，注重學術，並教授大眾傳播的實踐知識，布道，及社會服務等科目，成為卓越的神學教育學府，裝備合用的工人。

在早期的事奉中，甘雅各遇到一位長老，教訓他說：“年輕人哪，我們長老會需要受良好教育的教牧！”說完，轉身而去。

這激使甘雅各隨時追求在知識上進步。他喜愛讀書，辦公室藏書豐富，如同圖書館；他博聞強記，講道從不貧乏；有時他可以背誦引用長篇經文，或整篇詩文名作，而不必看筆記。

1967年，正在教會增長繁忙之中，他報名參加了芝加哥神學研究院（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那學校信仰好而要求嚴格。他以三個暑假，在1969年修完 M.Th. 學位；碩士論文是福音爆炸，成為暢銷書，三版共售出百萬冊以上。就在那年，三一福音神道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of Deerfield），頒授給他榮譽博士（D.D.）學位，以表彰他的成就。

甘雅各並不自滿停步。紐約大學教育學院，有專在暑期修讀的博士課程。經過九個暑假的努力，在不影響事奉下，於1979年，他獲得 Ph.D. 學位。他不是為了學位而修讀，而是願以學術上的成就，證明神的僕人不必須是不學無術的人。這樣，甘雅各從此潛心進修，甚有成就，在學士後的學位是：A.B., M.Div., M.Th., D.D., D.Sac.Lit., Ph.D., Litt.D., D.Sac.Theol. 連榮譽學位在內。

他絕不是那種徒以學位驕人，而無實學的人。各大電視廣播體系都訪問過他，或邀他參與辯論，每次都得勝利。一個譏刺聖經和基督教信仰是愚昧的人，同甘雅各作像保羅“戰神之山”的辯論，那人過後說：“花了忒多時間，只證明我是愚人！”在同 ABC 的節目主持人辯論，他能夠說：“撒穆（Sam Donaldson），好好讀點歷史！”

當然，甘雅各不僅是能言善辯；他的著述豐富，而內容堅實。在教會增長的題旨外，尚有我為何相信（Why I Believe），重生新始（Beginning Again），明白全面真理（Knowing The Whole Truth），國之恥（A Nation in Shame）等數十種；並有出版的講章一千餘種。許多現代及以後的人，可以從而得到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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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加洛林納州的沙羅（Charlotte），翰牧（Mordecai Ham）博士舉行帳篷布道會；從夏末一直延續到秋天。當地的一個牧場主人葛福蘭（Frank Graham），鼓勵他的兒子培理參加。作兒子的不太甘願的去了。但以後，他被吸引每晚都去。在1935年十一月六日的晚上，當翰牧呼召聽眾到台前表明決志接受基督的時候，十六歲的培理，走上木屑路，到台前決志信主。他知道，雖然早就受了洗，也在教會中活動，現在才真正重生得救。那一天，正是桑岱（Billy Sunday）離世的日子。許多年後，他才知道這事。

葛培理（William “Billy” Frank Graham）生於1918年十一月七日。中學畢業後，1936年，隨著他的同學們，進入在田納西州的炯斯學院（Bob Jones College）；因為那裏的費用便宜。不久，即發現校中規例嚴苛，而且行動會給密報給管理者，無異監獄。他和另一名同學決定告退。當他們去見校長的時候，炯斯校長對將失去一名明星學生，感到不勝惋惜。他說：“培理，神賜給你好的聲音；有些人的聲音叫人有不快感，你的聲音能夠吸引人，使人歸向基督。你將蒙主使用為祂作大事。”炯斯竟然是老一輩中第一個賞識培理的人。

不過，培理並不賞識那學校；好不容易挨過了一個學期，他無意多留一天，有享受脫出監獄的喜樂。

在1937年二月，培理入了弗羅裏達聖經學院（The Florida Bible Institute）。那裏不僅校舍環境美好，氣候溫和宜人，教師們也有愛心，循循善誘，使學習成為樂趣。培理打下了聖經的基礎，並且學習了教會歷史上聖徒的生活，也有機會實習講道。

他第一次講道，是在一個小教會。培理準備好四篇講章大綱，但不到十分鐘就講完了。不過，教務主任對他有信心，有期望，讓他作潭葩福音會幕堂（Tampa Gospel Tabernacle）的青年事工主任。不久以後，成為助理牧師。

在培理領導下，事工進步很快，顯見神的賜福。培理以為神分別他作神的事工。到1938年三月的一個晚上，他坐在校園前的高爾夫球場上。忽然靈裏看見，許多人群集聚在講壇前。葛培理完全降服，奉獻自己，清楚的確定神選召他作福音事工。

葛培理覺得聖靈在裏面催促他。他全心投入的傳福音。他在街頭宣揚。他在教會領布道會。他熱心的印發傳單，請人赴福音的筵席。

有一次，他寄了一份傳單給朋友歌萊迪．威爾生（Grady Wilson），並附言：“請代禱。將在弗羅裏達州首邑開卑陶拉（Capitola）第一浸信會舉行布道會”。威爾生由於熱心或好奇，不僅代禱，人也來幫忙。但到時發現弗羅裏達的首邑並沒有遷去那裏，那不過是個木材的小鎮！培理笑著告訴歌萊迪，不僅如此，因為牧師忽然離去，布道會也取消了；他手上有一千份傳單，不知該怎樣處理！以後，威爾生成為培理的長久同工；他常向人講述開卑陶拉的故事，以使培理保持謙卑。

衛尼斯（Venice）是潭葩以南六十哩的海邊小鎮。晚上講道後，葛培理第一次作決志呼召。他擔心沒有人決志信主，那天迫切禱告，求聖靈感動人接受救恩。結果有三十二人舉手並到台前。那小教會認為是極不平常的事，顯然是聖靈的工作。

1940年初，培理不久將畢業了，但他仍然需要作些勞力的工作，以補所需的費用。有一天，他在高爾夫球場上，為自伊利諾州惠頓來的二人作球僮：愛德門（Elmer Edman）和費式爾（Paul Fisher）。

費式爾說：“我聽過你在會幕堂的講道，很好。…”

比理說：“謝謝你，先生。”

“只是需要加強點綜結。”

比理微笑著說：“謝謝你有價值的建議。”見他受批評沒有不滿的意思，費式爾繼續說：“我哥哥是惠頓大學的董事長；愛德門的哥哥是校長。”知道他經濟的困難，費式爾說：“我希望你能去惠頓。我為你付一年的膳宿費用。”愛德門負擔學費一年，以後可以有獎學金：“實在說，我們希望惠頓有葛培理為畢業生。”

就這樣，葛培理在1940年到了芝加哥郊外的惠頓大學。他是按立的牧師，已將二十二歲，作一年級新生，主修人類學。在那裏，他認識了路得（Ruth Bell），生在中國，父親貝勒醫生（Dr. Nelson Bell）是長老會派往中國江蘇省清江浦醫院的宣教醫生。

1943年，葛培理畢業了。他在八月十三日，同路得結婚。他受聘到西泉（Western Springs），任一個隻三十五人的小教會的牧師。培理勸說教會放棄標榜宗派，改名為村社教會（The Village Church）。講明為期一年，然後申請作軍牧。在他牧養之下，許多人歸向主，人數增加了。他邀集工商界人士參加禱告會，晚餐聚會有三百人，多人歸信基督。在附近的教會，約翰生（Torrey Johnson）創辦了夜間歌唱（Songs in the Night）電臺廣播節目，因不暇兼顧，要培理接辦。

1944年一月一日，新的夜間歌唱開始播出。培理邀請了歌唱家施亞（George Beverley Shea）參加，有新聞摘要，培理傳講信息，請聽眾接受基督救恩，並到“友善的西泉教會”。聽眾甚為踴躍，奉獻收入增加，教會還清了抵押貸款。

不久，約翰生又找上了培理。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激烈進行。約翰生創“芝加哥青年歸主”（Chicagoland Youth for Christ） ，以軍人為服務對象；租下了音樂廳，舉行特別聚會，要葛培理擔任主要講員。初對著廣大的群眾，他起初有些膽怯；不過，感到聖靈同在，隨即能夠自然。到決志呼召的時候，有四十二人表示信主。約翰生很為滿意，決定每周六舉行同樣的聚會，多由培理講道。青年歸主由地區性成為全國性，而世界性組織；對象由軍人而延伸到所有的人；群眾也增長到千人，萬人。葛培理要面對一萬，一萬六千的聽眾講道。他也需要花時間旅行在外。

一切發生得那麼突然；他畢業，結婚，出任教牧還只滿一年！

忽然，培理患病了。臥床六個禮拜，有時囈語不清。到病好的時候，該去作軍牧了；但軍部判定他因為有過這次患病紀錄，永遠不合格。但青年歸主運動需要他時常出門旅行佈道，他只得辭去教會的牧職；又因為在家的時間少，路得無伴，乾脆搬回娘家去住。

1945年的聚會中，他發現巴樂斯（Cliff Barrows），是卓越的音樂指揮，他妻子善於彈琴，就邀他們加入同工。

1946年，葛培理同青年歸主布道團往倫敦。英國人初見識這些青年教牧：鮮紅的領結，講道時在臺上走動，揮舞手臂；培理語出如聯珠炮，每分鐘講二百四十字，而不用形容詞及副詞，使他們驚異。更使他們驚異的，是他的信息只是簡單的罪和救恩，在呼召時罪人就湧到台前。雖然是臨時安排的日程，三周聚會有十萬群眾參加。

在那裏的聚會如此蒙神賜福，他們受約於同年秋季再回去循迴英倫三島布道六個月。在威爾斯，培理見到奧浮（Stephen Olford），開門見山的對他說：“司提反，上周我在倫敦聽過你講道，你有聖靈充滿。我也願被聖靈充滿。”雖然在那次的講道中，奧浮講得很好，但幾乎沒有人受感動到台前。

以後兩天，培理和奧浮二人在旅館房內，一同禱告，仔細查考聖經。奧浮教導培理，如何應用靜修時間，每天完全進入聖經的真實；並告訴培理，每時降服在基督的主權，和聖經的絕對權威。

奧浮反復的強調；培理完全的相信。葛培理說：“這是我事奉的轉機。”

那天晚上，他向威爾斯最大的群眾聚集講道。結束的時候，奧浮驚訝的發現，幾乎所有的人都到台前去。

在最後的幾個星期，路得來與培理相聚，一同旅行。在六個月中，他們的佈道團在三百六十個聚會中講道。然後回到美國。

在各地佈道的行程中，有明尼亞城（Minneapolis）的西北聖經學院（Northwestern Bible Schools）的校長瑞利（William Riley），八十六歲的老人，不休的苦求他接任校長。培理拒絕了。最後，他說：如果一年內瑞利有變化，他將接受。

1947年十二月六日，瑞利去世了。培理不得不履行他的諾言。不過，西北是一所學院和神學院，他沒有時間可以處理。葛培理想到了 T.W. 威爾生，是歌萊迪的哥哥。一連八天，每天打電話勸說，T.W. 才答應主持行政，二十九歲的葛培理能作常不在校的校長。原定一年為期；但一直到1952年，才因工作過忙而正式辭去。

1948年，葛培理的佈道團漸漸發展成形：有低音歌唱家施亞，音樂指揮巴樂斯，和布道家威爾生，作培理的基本同工。他們一同禱告，分別寫出必須避免的問題，然後討論，決定了“末得斯圖宣言”（Modesto Manifesto），有今後工作的四項原則：

1. 財務管理絕對謹慎而公開，不能有任何不規或起疑的地方；
2. 絕不單獨與配偶以外的異性同處，也不同餐同車；
3. 不誇張出席聚會及決志者數目；人數以警察估計為準，不計較其偏低；決志者不稱為信主得救，而稱問道者；
4. 不批評當地教牧，以免影響其信譽。

1949年九月，葛培理在洛杉磯舉行八周的復興布道會，地點在搭建的巨大“帳篷大會堂”。會前的準備充分：組成了八百個禱告小組；導航會的創始人楚特曼（Dawson Trotman）訓練輔談人員，會後栽培；巴樂斯組織唱詩班。雖然氣候不正，但每晚滿座，有時九千人的帳篷擠滿兩萬人，並溢到路邊，以致阻塞交通。聖靈動工，許多人真實悔改了。其中有娛樂界知名的明星，惡名昭著的黑社會領袖，假冒為善的廣播電臺空中教會負責人，都到台前表明接受基督為救主。葛培理拿著他的黑皮聖經，常喊：“聖經這樣說…”；他簡單的信息，反復申明：罪人悔改接受救恩。青年歸主之友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指示他當地的報紙充分報道；其他雜誌如：時代（Time），生命（Life），新聞周刊（Newsweek）也積極宣揚。八周的參加人數有三十五萬人，三千人趨前問道。

葛培理實在筋疲力盡。但他說：肉身越疲倦，靈命越剛強。這完全是聖靈的大能工作，葛培理不過是器皿。

從美國西南部，到東北部的波斯頓。培理對那以自由主義聞名的地區，有些畏怯。但群眾的熱烈參加，卻使他敬畏：超過萬人聚集，在場外不得其門而入的人，幾乎同樣多。顯然那不是他自己的成功。

接著，到南加洛林納州。在州長慈芒（Strom Thurmond）官邸，培理會見了時代和生活的主人魯斯（Henry Luce），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生活雜誌圖文並茂的大幅報道那裏的聚會。三萬五千座位的大學球場，擠滿了四萬人。

當他受邀再到波斯頓，更超過五萬人參加聚會。

葛培理對知識分子的聚會，本來懷著戒懼。但在聖靈感動下，他的信息如活水湧流，只傳揚罪人悔改的福音，人來到十字架下尋求救恩。

培理的講道日程越來越忙碌，他在家的時候少，卻成了飛行最多的人。不過，有時較短途的公路旅行。有一次，T.W. 他乘威爾生駕的汽車，在加油站的時候，培理去用洗手間，T.W. 加完油自己駕車上路。到過了一個多小時，才發現身邊無人。他喊著說：“培理被提了，我卻留在這裏！”

1954年再到英國，倫敦的連續聚會，超過二百萬人參加，約四萬人到台前決志。六七萬饑渴的人群參加，只是起頭；以後，達到十二萬人。聖公會本來避免參與；坎特伯裏大主教親自看到了聚會的情形，不由地說：“除非到天上去，難得見到這樣的場面！”在旁的威爾生，伸手環抱著他，用新創的特異語詞說：“不錯，大主教弟兄！說得不錯！”傳統上是尊稱“主教大人”（Lord Bishop）威爾生對那位全英國和世界宗教領袖，用的是天堂聖徒平等的稱呼。大主教令全體聖公會支持培理的布道會。英國伊莉沙白女王和複任首相的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分別約見葛培理，表明支持。

他受邀到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去證道。在那時，培理仍然有對知識分子的畏懼。他先在膝上作準備工夫，並請老友奧浮給他補習神學知識。一位主教告訴他，忘記面對甚麼知識分子，只是對罪人傳講救恩。結果，聚會很成功，許多罪人得救了。

葛培理更到澳洲，歐洲，非洲，亞洲各國各地，聚會常逾十萬人；最多人的聚會是韓國，在漢城舊機場上舉行，會眾達到百萬以上，是有史以來人類最大的聚集。

1957年，紐約三十一個宗派，一千七百個教會，聯合邀請葛培理舉行十六周的佈道會。參加人數共達二百三十萬人，超過穆迪和桑岱二大布道家記錄的總和；有五萬五千人決志接受基督。在時報廣場的聚集曾達到二十萬人。

葛培理傳揚古老的福音，卻儘量利用新的傳播媒體。1950年，正式組成葛培理佈道協會（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ciation）。十一月五日，他與 ABC 簽約開始了抉擇時間（Hour of Decision），一百五十座電臺，同時在全國廣播他的節目。幾個月後，廣播電臺的數目增加了一倍；1951年，更增加了每周的電視節目。同年，又創立了全球影片（World Wide Pictures）。

隨著科技的進步，葛培理傳播福音也大有進展。1995年，威廉斯（Bob Williams）籌劃了“環球宣道”（Global Mission）：一連三晚，利用三十個人造衛星，把培理的信息帶到一百八十五個國家，翻譯成一百十六種語言；並製作錄像帶，繼續傳播。這樣，可以達到十億以上的人。

葛培理於1953年，出版了與神和好（Peace with God）。1965年出版漫天烽火待黎明（World Aflame）。以後，他相繼出版了二十多本書，都是暢銷，並經翻譯成多種文字。

1955年，葛培理創辦了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由卡爾．亨利（Carl Henry）為首任主編。成為福音派最有影響力的雜誌。

葛培理一生最著意於傳揚福音。他的基本原則：禱告，宣傳，合作。因此，他集合世界各地福音領袖，舉行世界宣教會議（World Congress on Evangelism, Berlin, 1966; Lausanne, 1974）。並舉行國際佈道家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Itinerant Evangelists, Amsterdam, 1983, 1986），以促進福音廣傳。

早在1977年，經過能幹的哈拉司提（Alex Haraszti）運動關說，福音的門向葛培理敞開。似乎是神蹟，他到匈牙利的布達佩斯舉行布道會，聽眾達三萬人；並獲世界最古老的更正教神學院迪柏來森（Debrecen Theological Academy）頒授榮譽學位。繼去波蘭，1982年竟然到了蘇聯的莫斯科，在共產國家宣揚福音！

他不是乖癖避世的人物；認為得著政治領袖，於傳播福音有益處。從杜魯門以來，他同歷任總統都有往來。葛培理同杜魯門的關係並不融洽。但艾森豪對這年輕人尊重，以他的靈魂相托，接受救恩。葛培理推重尼克森的才華；尼克森曾親去培理的出生地立記念石，並在沙羅的“葛培理日”會上，以總統之尊即席演說；當水門案的事實暴露，培理曾為尼克森的墮落哀哭。奇妙的是詹生總統與培理來往最密切，請他去白宮和私人農莊過夜的次數最多；那位德克撒斯州粗獷而機心甚深的政客，對培理坦白相見，是他孤寂中的安慰和支持；在決定不再尋求連任的時候，首先告訴葛培理；並早就要求培理允許主持他的喪事禮拜。葛培理被認為是白宮的非正式牧師，和屬靈顧問。

葛培理事奉逾六十年，他正直無瑕疵的生活，謙卑的為人，贏得普遍尊重；北加洛林納州把他誕生的農場附近的一條公路，命名為“葛培理公路”，表明先知在本鄉也受尊重。從1951年以來，蓋洛普民意調查，每年均列全美最受尊敬信任的十位名人之一。他從二十世紀至進入二十一世紀，是福音派復興的最重要人物，影響歷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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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斯．雪扶爾（Francis August Schaeffer, 1912-1984）是基督教的思想家，對於知識分子特別有深遠的影響，是神給教會的恩賜。

1912年一月三十日，法蘭西斯生在非拉鐵非近郊的德國城（Germantown, Pennsylvania）。他德裔的父親法蘭克（Frank Schaeffer），從美國海軍退役；在役時，學得電氣及機械修理。母親碧茜（Bessie Williamson）的先人，則是英國移民。父母嚴肅，而勤儉持家，法蘭西斯自幼學得認真勞苦工作。家道雖然不算富裕，卻知足而不缺乏。

中學時期，法蘭西斯開始讀聖經；一切的懷疑，都從創世記得到解答。六個月之內，他成為基督徒。

在中學，法蘭西斯周末工作，但在1930年六月畢業的時候，仍然成績優異，得到一部全新的福特A型（Model A Ford）汽車，是父母送他的以為獎勵；德萊賽學院（Drexel Institute）接受他入學就讀。他的期望是作工程師。

1930年八月十九日，在慈奧理（Anthony Zeoli）的帳篷佈道會中，法蘭西斯．雪扶爾決志把自己無條件奉獻給基督。

現在，他重新考慮前途。經過介紹，到維琴尼亞的翰敦錫尼學院（Hampden-Sydney College）就讀，預備再進神學院，裝備成為教牧。他的父親起初非常失望，極力反對。法蘭西斯在主前禱告，終於得到父親同意，並答應支持他一學期費用。那正值經濟不景氣（The Great Depression）時期，簡直無異是大神蹟！

1931年秋，法蘭西斯進入翰敦錫尼學院。在校期間，他勤奮讀書，並參加各樣活動，也在校園工作，以賺取零用，而各科成績都是最優。在學年完畢回家的時候，父親自豪的向他說，收到教務主任的來信，對法蘭西斯極為稱讚。

在暑假期間，參加教會的青年聚會。他發現教會有了顯著改變：有壞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講員的題目是：“耶穌不是神的兒子，聖經不是神的話”；那名來自普林斯敦神學院的人，在那裏肆意的褻瀆！一等到他講完，法蘭西斯立即站起來發言；只是他自己對神學所知不多，雖然義正詞嚴，但恨不能折服對方。但另有一位十七八歲的女子，也起來講話；她援引神學的權威，有邏輯，有條理的逐點反駁。這使法蘭西斯甚為傾服，覺得那正是自己想說而不知如何說的話。

原來他離開不到一年，那福音派的教會，已經有了很大改變：那冰冷，在真理上不知分辨的教會，成為“自由派”的酵侵入的地方；而在這段時間，也移來一家從中國回來的宣教士家庭，那起來講話的女孩子愛迪慈（Edith Rachel Seville），是內地會宣教士喬治和雅茜．塞維邑（George & Jessie Seville）的女兒，她父母曾在溫州宣道。

法蘭西斯和愛迪慈不僅是一見鍾情，並且是志同道合。二人都覺得是神的手把他們放在一起。不久，他們也了解彼此的缺點，而且能夠接受；特別是法蘭西斯的性情剛烈，會忽然發起脾氣。二人互相訪問彼此的家庭：塞維邑家完全接受法蘭西斯；但雪扶爾家的母親不喜歡愛迪慈。不過，愛迪慈不是因而退卻的女子；過了一段時間，她就跟著稱呼法蘭西斯的父親“爸”了。1935年六月，法蘭西斯畢業禮，他的父母同愛迪慈一起參加，看他領受最優等（magna cum laude）的榮譽 B.A. 學位，並接受 Algernon Sydney Sullivan Award 獎牌，他們都感到分享光榮。

1935年七月六日，法蘭西斯和愛迪慈結婚。

新婚的雪扶爾夫婦，錢囊極不充足。他們的蜜月旅行，是駕著他們的福特A，一路北上，夜宿汽車旅館，先到克里夫蘭（Cleveland），再往密契頓夏令營（Camp Michidune）。在那裏的聖經營會，他們擔任輔導和教師。

同年九月，回到非拉鐵非後，法蘭西斯進入威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就讀。他本來受到愛迪慈影響，嚮往加爾文主義的歸正神學，和著名的神學權威梅欽（Gresham J. Machen, 1881-1937），想去紐澤西州普林斯敦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受教；想不到那時普林斯敦和長老會被自由派神學滲透，導致梅欽等的創立全美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of America）後來更名為正統長老會（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繼成立獨立長老會國外差會（Independent Board for Presbyterian Foreign Missions），最後，不得不離開原來服事多年的長老會。威敏斯特神學院位於非拉鐵非，距他們夫婦的父母都近，甚為方便。他們在離神學院不遠的地方，租了一個公寓居住。愛迪慈在家縫製女裝及作皮件出售，幫助家用。

威敏斯特神學院的教師，信仰堅定，有卓越的學術成就。其中范提（Cornelius Van Til, 1895-1987）和梅欽，對法蘭西斯造就最大。

范提是護教學健將。像荷蘭歸正派神學家凱柏（Abraham Kuyper, 1837-1920）和巴文克（Herman Bavinck, 1854-19210）一樣，他的神學治學方法是預設論（Presuppositionalism），即認定人的知識有限，需預設信仰權威的架構，啟示的基礎，而類推真實。惟有如此立於基督信仰的基礎，生活與現實才會有意義。這超越證據論（Evidentialism），因為人不能有完全宇宙性的知識。這不同於核定論（Verificationism），因真理不能嚴格局限於綜合或分析。范提的教導，裝備他的學生，為日後面對如何為真道爭辯的基礎。

1937年一月，梅欽逝世。威敏斯特又因基督徒的自由和末世論觀點不同，而發生了爭執。結果，於那年五月間，又分裂出一個聖經長老會（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既然有新興宗派，也必須有神學院。於是，由馬克雷（Allan McRae）為首，率海瑞斯（Laird Harris）等教員，並麥金泰（Carl McIntire）另立信心神學院（Faith Theological Seminary），隨同分離的學生有二十五名，其中有法蘭西斯雪扶爾，他並且是信心神學院第一名注冊的學生。神學院在韋明頓（Wilmington, Delaware）借得一所教堂上課。他們自以為是正統的加爾文信仰，和真正的歸正教會。

1938年五月，法蘭西斯．雪扶爾畢業於信心神學院，成績是全部A。他成為聖經長老會的首位按立牧師。典禮中，神學院學生同唱：“求賜火焰的舌頭傳揚主道”（Give Tongues of Fire to Preach Thy Word），愛迪慈深受感動，面頰上挂著淚。她想：這是何等的祈求！

雪扶爾牧師夫婦的第一個工場，在樹叢鎮（Grove City），非拉鐵非以西三百五十哩的小鎮。那裏的教會，由長老會的十八名分離分子組成，稱為盟約長老會（Covenant Presbyterian Church），借用建築物聚會。全教會只有牧師夫婦一歲女兒，是唯一的孩子。當那夏天，雪扶爾出去召集孩子們，來參加聖經學校並野餐，學生人數有七十九名！

經過兩年的辛勤工作，會員人數達到一百一十人。他們並買了一座廢棄的舊教堂，拆遷後自己動手重新修建，這樣，就有了自己的會所。

1941年，雪扶爾應邀任柴斯特（Chester）教會協理牧師。那是非拉鐵非南郊的一個城市，會眾有五百人。雪扶爾在那裏講道探訪，會眾深得造就，並且親手協助建造了一座大教堂。

在兩年前，法蘭西斯的父親曾中風；法蘭西斯得到母親電話，趕去為他祈禱，帶他清楚信主得救重生。康復後，父母同去樹叢鎮，探訪法蘭西斯夫婦家，並和他們同住了一段時間。1942年，雪扶爾的父親去世了。

1943年，雪扶爾接到聖路易市（St. Louis, MI）聖經長老會的邀請，任教會的牧師。那時，柴斯特的事工正忙碌興旺。經過懇切禱告，尋求神的旨意，他們接受了，移家前往。

在聖路易市，他們的三層住宅甚為寬敞。於是，在家中開始兒童工作。不久，發展成“兒童歸主”（Children for Christ）節目，共分七步： 1. 由家庭聖經班開始； 2. 課間聖經班； 3. 露天節目，在公園或海濱的基督徒活動； 4. 國度建立俱樂部，進一步的基督徒造就； 5. 周詳計畫的暑期聖經學校； 6. 接著，是暑期營； 7. 每年全市的總合盛大聚會，展示學生成就，並鼓勵繼續進深。那年的聚會，約有七百兒童參加，表演“挪亞和方舟”，精彩無疵。聖路易市郵報（St. Louis Post Dispatch）刊出詳細報導，並附有照片。兒童歸主節目，成為聖經長老會的典範活動，各地紛紛效法。

勤勞的工作導致成功；成功的代價是過分的工作；成功的誠實稱讚則是嫉妒。

聖路易聖經長老會，是個大教會，需要辛勞工作。加以麥金泰於l941年推動成立全美基督教聯會（American Council for Christian Churches，簡稱 ACCC），需要雪扶爾參與，使他們夫婦忙的不可開交。在此之外，還要遠赴非拉鐵非，去參加長老會獨立國外差會的事工。這也重燃起他們遠方宣道的意願。

1945年世界大戰結束了。美國政府和自由派宗教機構，紛紛參與協助重建瘡痍滿目的歐洲。

1947年七月十六日，意外的，獨立差會選派雪扶爾赴歐洲考察教會情況，並推廣他“兒童歸主”節目的可能，為期三個月。在歐洲，特別是瑞士，雪扶爾參觀宗教改革的勝蹟，心中深受感動，仿佛是找到了屬靈的根。

回到聖路易市，不久，獨立國外差會通知，派雪扶爾往歐洲作宣教士。那曾是宗教改革興起的土地，已經被自由派滋生佔據，成為需要宣教的地區。

那時，經過二次殘酷的世界大戰，引起痛苦思省：罪惡的人性，會作出這樣的事！對於理性的信賴，人類前途的樂觀，變成失望和迷惘。

1948年八月，雪扶爾夫婦帶著三個女孩子，最大的百基拉（Priscilla）才十一歲，抵達荷蘭，及時預備新組的國際基督教聯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 ICCC）在阿姆斯特丹開會。大會主席是高柯（Arie Kok），曾任荷蘭駐華大使。他演講表明自己反對自由派，如同基甸和他的勇士，與米甸人爭戰。在會中，高柯意圖迫使獨立國外差會，把雪扶爾借給ICCC；但雪扶爾認為違背他的意願：他遠道來歐洲，是作宣教士，無意搞甚麼ICCC，而憤然離開會場。

會議結束後，九月七日，雪扶爾一家經比利時和法國，到達瑞士日內瓦湖邊的洛桑（Lausanne）。在那裏，他們租屋安置下，請家庭教師學習法文。他們的教師韋德牧夫人（Madame Wildermuth）在山村潺浦睿（Champery）有個農舍，邀請雪扶爾家在附近租一棟農舍度假。他們都愛那裏的風光。因為洛桑房價太貴，1949年，他們移家到潺浦睿居住。

雪扶爾的“兒童歸主”節目，在歐洲各地引起興趣，各教會聽到的都受感動，有人自願翻譯成法文。

本來愛迪慈曾想：在偏僻的山村，誰會知道我們的存在？但不久之後，他們就知道，將要非常忙碌。

雪扶爾的基本查經（Basic Bible Studies），被廣泛採用，幫助那些對聖經真理模糊迷失的一代。

他也去荷蘭，挪威；各地的信徒，有的也順道來訪。

1950年八月，他見到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雪扶爾問那位有名的瑞士神學家：“是否神創造世界？”

“神創造世界，在第一世紀 A.D.”，巴特回答。

“這個世界？”雪扶爾指著窗外的樹林。

“這個世界無關緊要。”巴特說。

雪扶爾知道巴特，把屬靈世界和物質世界分開。他認識了新正統神學（Neo-orthology）和聖經真理的差別；在聚會中，他總是提醒會眾注意。

1951年，雪扶爾對自己的信仰再思：外表的成就，是否聖靈的果子？多疑而好戰的分離運動，在哪裏表現出愛心，和平，忍耐，節制？哪裏有喜樂？這種不息的爭鬥，分離，是否有聖靈的引導，是否聖靈掌權？他檢討所有的同工，竟然沒有誰寫出過有深度動人造就的文字！這事實使他困擾。

他知道：只有聖經能夠解釋人生的意義。我必須自己研讀聖經，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結出聖靈的果子。他的結論是：正如以弗所的教會，純正的信仰，在行動上能夠失誤。

1953年，雪扶爾帶著三個女兒，十三歲的長女百基拉，到初生未足一歲的兒子法蘭奇（Franky），全家回美國度假。雪扶爾在信心神學院教課，並共講道三百四十六次！他強調屬靈的神學，實踐可見的愛心。他見到自己的教會，又一次的分離：多出了一個福音長老會（Evangelical Presbyterian Church），還有盟約神學院（Covenant Seminary），設立在聖路易市。宗派越來越多，教會越來越小！

1955年一月，愛迪慈讀到以賽亞書第二章2-3節：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祂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祂的路。”

她震驚的想：神要我們在瑞士的山上，建立祂的工作！

法蘭西斯雪扶爾，正在籌思“拉博立”（L’Abri 法文“庇護所”的意思），作為研究中心，收容尋求真理的青年人，特別向當代人顯明神的存在。雪扶爾著重思考世俗文化和基督徒的世界觀，要討論觀念和理想。

差會卻不同意拉博立的工作，認為不是宣教事工。瑞士當局則限定如果不在三月三十一日前買永久住所，必須離境。情形好像是進推維谷！

在到限期前兩天，他們在休沐滋（Huemoz）買到了一棟農舍，景色幽美，名叫“落葉松舍”（Chalet les Melezes）。顯明是神及時的預備。

不到兩年，拉博立經常有訪客二十多人，其中有兵士，學生，流浪者，各形各色的人無不具備。

愛迪慈撰寫“拉博立家書”（L’Abri Family Letter）給支持者，報告工作情況，名單達一千以上。他們從不向人要錢；在於各人受感動贊助。許多問道者得到幫助，接受了基督為主。他們有了三所農舍，並繼而開始法萊勒舍（Farel House）。

在拉博立，討論的範圍，包括文化的各層面，但結論總是引向聖經和基督。主講的人，都是福音派信仰：荷蘭自由大學的儒美克教授（Dr. Hans R. Rookmaaker）講藝術史；來訪的庫普醫生（C. Everett Koop）講醫學。雪扶爾從星期一到星期四，有聖經班，在附近城鎮，在洛桑的咖啡館，和瑞士各地，他的腳蹤並越過阿爾卑斯山，到意大利的米蘭等地，也曾到英國劍橋大學講演。

雪扶爾的工作，引起新聞界的注意。1960年秋，時代雜誌（Time）的記者對雪扶爾作四小時的訪問，於1961年一月刊登，題為“知識分子的宣教”（Mission to the Intellectuals）。報導說：“成群的訪客，多數來自大學－－畫家，作家，演員，歌唱家，舞蹈家，和奇裝異服行動乖僻的人物－－各類信仰和無信仰的人…他們需要聖經歷史性的真理，可接受而遵行。”

1965年，拉博立更加發展，需要加買或租附近的農舍，也建立了一個單獨的教堂。他們已婚的女婿和女兒們，也都同心參與工作。不過，這不能使雪扶爾滿足：他不能安於現狀。

那時期，雪扶爾感到焦躁不安。他有負擔把所領受的信息傳揚出去。同年，雪扶爾應邀在惠敦學院（Wheaton College）講學，後於1968年出版成書，名為神在那裏（The God Who Is There）。相繼出版的有逃脫理性（Escape from Reason），並祂在那裏祂並不靜默（He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

約在1972年，雪扶爾對人類文明危機的長久觀察研究，達到了新的突破，他知道人本文化的問題，認為基督徒必須根據聖經，勇敢的提出絕對的道德標準，給世界以方向。

到1973年，雪扶爾受邀在許多著名的大學講演：普林斯敦，哈佛，耶魯，牛津，劍橋。他從歷史文化中的衰落徵象，找出其病因，並提供救治方法：基督教是可信的。他的觀點，得到許多基督徒知識分子的認同並支持。

也在那年，最高法院通過 Roe v. Wade 法案，准許任意墮胎，說是那並不妨害任何人，只是女人的“自由選擇”。數以百萬計的嬰兒，喪失了生命，連“死亡證明書”都沒有！雪扶爾認定絕不能任由這種病態發展下去。

1974年，雪扶爾的兒子法蘭奇，已經長大了，正在修讀藝術。他建議父親，把他的觀察和論點，作成電影，可以具象的呈現大眾面前。於是從以西結書第三十三章10節的信息，產生了我們怎能存活呢？（How Should We Then Live?）作為電影的腳本，同時以書的形式出版。他到處旅行講演，伴同電影演出，警告基督徒，美國已經變成無神的國家，失去了是非道德的標準，我們不能夠袖手旁觀。

1977年，憂患臨到了。“拉博立”遭火焚燒，幾乎所有都歸於灰燼；風琴要兩年才修復。

庫普醫生在拉博立講演，指出美國對人的生命失去尊重，正如納粹德國的心態：除去一切不合意的。法蘭奇氣忿的說：“我們必須作一系列的影片，喚起對這威脅的警惕！”

結果，雪扶爾同庫普合著人類到底在作甚麼？（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Human Race?）指出：“人的生命是神聖的”，如果無視於生命的尊嚴和價值，准許墮胎的門一開，下一步是殺害無用老人和病患。“基督徒在這世紀性的道德考驗上失敗了。”這書同時由法蘭奇製作影片，分為五部分：墮胎，殺嬰，安樂死，為真道辯護，聖經。雪扶爾認為是平生最有效的工作。

1978年秋，影片殺青不久，雪扶爾去看醫生，檢查脾臟擴大的問題；他脖子上也發現淋巴腺腫脹，並且體重減輕。經過切片化驗，斷定是淋巴腺癌！愛迪慈和兒女們圍繞著他一同禱告，各地成千的朋友們，也同心代禱。

藉著朋友們的幫助，他們在若徹斯特找到一所房子，便於就近去梅佑醫院（Mayo Clinic）治療。1979年三月，雪扶爾的健康狀況恢復了，淋巴腺癌消失了。他能夠去英國，瑞典，澳洲，並二十個美國城市講演。但到那年八月，再去檢查，發現頸項的淋巴結脹大，需要再度接受化療。他讓愛迪慈代他去劍橋大學作預定的講演。

1980年五月三十一日，雪扶爾的基督徒宣言（A Christian Manifesto）出版了。書中指出生命的意義和基督徒的責任。他呼喊說：“醒起！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啟三：2）

1982年，十字路出版社（Crossway Books）印行雪扶爾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Francis A. Schaeffer: A Christian Worldview）收有他的全部著作，裝訂成五帙。

1983年的感恩節，他們在瑞士休沐滋。雪扶爾的病情忽然惡化，趕返若徹斯特治療。他自知在世的日子無多，問妻子在他離世後將去哪裏。愛迪斯表示，將繼續留在若徹斯特。法蘭西斯說，那麼，就將他埋在那裏。

1984年五月十五日，法蘭西斯．雪扶爾離開世間。

葛培理（Billy Graham）稱讚他：“是當代最偉大的基督使者之一，對主要的神學和哲學問題，具有透徹的觀察力，超越任何別的思想家。”

雪扶爾向世人證明，基督教和聖經是真理；基督徒必須有可表明的聖靈果子，並用神賜的理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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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宗教改革發源的地方，也是敬虔運動的發起人司本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故鄉。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納粹主義（NAZI），也在那裏興起。

尼莫勒（Martin Niemoller, 1892-1984），是當時德國福音派信徒眾望所歸，卻未能提供正確的方向，會眾無所適從；起初試圖與納粹合作，繼而但求自保，最後也不免入獄。後來，他只能這樣說：

“當他們〔納粹〕對付共產黨的時候，我不曾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他們對付猶太人，我不曾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他們對付工會，我不曾說話，因為工運與我無關。他們對付天主教，我不曾說話，因為我是更正教。最後，他們對付我，已經沒有誰可以說話了。”

德國神學家邦厚福（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就生在這樣的世代。不過，他不是個明哲保身的人。

迪垂克．邦厚福生於1906年二月四日，父親楷勒（Karl）是當時有盛名的精神學家和神經學家，在柏林大學任教授。母親是教會歷史學者的孫女。他從早年就立志作神學家。

1923年，迪垂克入圖賓根（Tubingen）大學，後轉柏林大學，習神學。1927年畢業後，因實習工作要求，去西班牙的巴塞隆那（Barcelona），在該城德語教會，任助理牧師一年。

1930年，邦厚福獲司樂安（Sloan Fellowship）獎學金，到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作為研究生的部分課程。

在課上，著名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問起在德國猶太人的情況。邦厚福知道美國故意忽視德國的現況，告訴他們，在政治，經濟，各方面，把神，基督，教會和聖經，完全隔絕的情形。邦厚福對他孿生的姐姐撒翩（Sabine）特別有感情，就說到她在四年前，嫁給一個受洗的猶太人基督徒，雖然他很有才能，但在職業上受歧視。他也說到德國人的自尊心，不甘於受失敗與所訂立和約的屈辱。

尼布爾對德國所知很多；他同意邦厚福的判斷：德國的人民傾向於新興的納粹黨，希特勒（Adolf Hitler）可能以救世主的姿態當權，猶太人則將受迫害，成為所有問題的代罪羔羊。

在課堂上，有另一個司樂安獎學金的學生，是來自法國的青年拉塞爾（Jean Lassere）。他從受侵害者的立場，看基督徒對國家的責任。他們二人在戰爭源於人類罪惡的觀點上，並沒有歧見；但法國人拉塞爾堅持：“不可能作基督徒同時也是國家主義者。”

邦厚福一向接受基督徒服從政府的觀點；現在聽到拉塞爾對於新約“和平的福音”的解釋，不得不重新思考。他覺得：教會應該是獨立的道德主體，必須持定神的話，不管人類的任何組織和教條，要順從神的話過於一切。

1931年回國，博士學位論文：聖徒的社團（Sanctorum Communio），從社會學觀點，看基督教會的行動。他相信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在現社會有先知性的任務：“教會是我們文明的基礎；如果沒有教會，野蠻人的行動將無法制止。”如果教會不關心社會，將要變成與社會無關。但他認為在重要的問題上，教會應該有聖經的立場：“教會應該站起來，有時要不惜孤獨的站穩。”

有一次，在家中談話。邦厚福說：“教會是宣講神的話的唯一地方，有責任傳揚神全備的話。我知道，神不會以僅有個人的關係為滿足；全世界和所有的一切都是祂的。…如果只把神限於靜室內，教會一定會變為無關重要。”

德國的教會，傳統上是路德宗（Lutheran）。人民全都要繳納教堂稅，算是基督徒。教牧的薪資由政府支付，教牧由政府大學訓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雙重國籍”的理論，被重用來為他們的行動辯解，常是誤解或簡略化。路德說：信徒是天國的國民，同時是地上政府的國民；因此，要盡雙重的責任，正如主耶穌所說的：“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太二二：21）但那些受政府供應的教牧們，常把神的物也歸給該撒。還有一個問題：當路德進行宗教改革的時候，寫下“上主是我堅固堡壘”的時候，他是反對羅馬的教廷，那時，德國有好些堡壘，他就住過這樣的堡壘。現在，跟德國當前的政權反對，就沒有堡壘可以保護了。這正是當時不跟從政府走的教牧們所面對的情形。同時，他們要把食物從腦袋裝滿肚子，有妻子兒女要照顧，那需要多大的勇氣，所面對的是多大的困難！

為了良心的自由，不願附從當權者的教牧，覺得有必要成立自由教會，稱為“認主教會”（Confessing Church），意思是他們不同於遺傳的教徒，而是悔改承認主名，以基督為主並以祂的旨意為中心的基督徒。在信仰上，他們是福音派；在組織上，是獨立的教會，當然不能夠得到政府的支持，還要受迫害。但門徒必須預備為信仰付代價的。

1933年，希特勒的納粹黨當政，這種趨勢非常明顯。

邦厚福在1931年被按立為路德會的牧師。他清楚看見教會趨向妥協的情況。他們國立教會的領袖，附和印歐種族優越的理論說：德國基督徒已經取代以色列人，成為神的選民。邦厚福認為那是異端，立即拒絕接受。因為他一直嚮往基督徒合一的理想，參與國際青年聯合組織，頗有聲譽。倫敦的兩個小德語教會，邀請他為牧師。他認為也是離開國內的沉悶氣氛，就接受了。在那裏，他認識了貝勒（George K.A. Bell），是契斯特主教（Bishop of Chichester），二人成為知己。

邦厚福向貝勒表示，他覺得現代的基督徒，寧願只安逸的仰慕基督，而不肯無條件的順服。他認為那種態度，是“廉價的恩典”。貝勒主教說：先知的外衣在他肩頭上沉重。邦厚福說：“我不妄想作先知，但願作基督耶穌的好門徒。”

“說來該是教會的羞恥，連這樣想的人，都會被當作是傻瓜。”

邦厚福笑著說：“你想我是傻瓜嗎？”

貝了主教說：“當然我這樣想。不過，像你這樣的傻瓜，我們越多越好。”

1934年二月，德國路德會主教海客耳（Theodor Heckel）到英國，要叫那裏的德國宗教領袖思想集中納入正規。在倫敦聖喬治教堂的燭光下，海客耳坦白的說：“我只想說明三點：一，國家教會要更緊密，有效的組織起來；二，我們的領袖決定，當前的要務是更正教會的團結；三，大部分反對的教職人員，是精神不健全，必須管治，使他們就範。…”

等他說完後，邦厚福站起來問：“主教，你說的都是關於組織的事，你有沒有考慮到信仰的問題？”他又說：“我們這裏的德國教牧們，不願同異端聯合，寧可分裂，也不願失去救恩。”

主教問：“你們都是同樣的意見？”

在場的人都一致表示同意。

海客耳主教叫隨員記下來，好回去報告。

邦厚福寫信給德國的福音派教會領袖尼莫勒，和神學界領袖巴特（Karl Barth）。

德國的福音派教會領袖們，由巴特起草，聯合發表了巴冕宣言（Barmen Declaration），陳述對路德派總會的不滿，表明反對他們背道的信仰，聲明反對教會從屬於任何政黨或社會運動，強調順從倚賴聖經真理，是唯一啟示的來源，惟獨效忠教會唯一的元首主基督。

這是認主教會脫離路德宗全國總會的開始。

那時的德國，開始推行“服務誓言”，包括教牧在內，不僅要對國家，並需對希特勒個人效忠。誓詞說：“我在神前宣誓，代表德國人民，作福音派的德國人，真誠效忠順服德國人民和國家的領袖希特勒，不惜任何犧牲而服務。”

世界合一運動大會，在丹麥法諾（Fano, Demark）舉行，邦厚福是在會中發表演說者之一。認主教會得大會承認，為代表德國的合法教會。當然，這絕不是官方教會歡迎的事；也就不是官方歡迎的事。

許多人以為“因信稱義”是簡單的事。現在臨到對於信徒的考驗：“口裏承認”（羅一○：10），和認“耶穌是主”（林前一二：3），實在需要聖靈的同在。

認主教會認為需要培養新的基督徒領袖，以發展事工。於是，邦厚福被召回國，負責建立在芬肯窩（Finkenwald）的一所神學院。

那是處於波羅地海岸的一個鎮。神學院用的建築，原是一所私立中學，被納粹關閉了。現在，有二十三名神學生。邦厚福著意要把他們造就成卓越的領袖。

他召集全體學生，圍著一張大橡木桌子坐下，以啟示錄第十四章6至13節訓勉：“敬畏神，將榮耀歸給祂。…不要畏懼將來，不要畏懼人，不要畏懼權勢；雖然他們能夠奪去你的財產，奪去你的生命；但只有創造一切的神，有超越這世界的權柄和能力。…將榮耀歸給祂。”

那些到這裏來的青年人，為了信仰，犧牲了事業和前途，不計較待遇，憑信心踏上了十字架的窄路，把自己完全奉獻給愛他救他的主救主耶穌基督。

芬肯窩神學院的生活嚴格艱苦，仿佛修道院一樣。食物非常簡單，注重聖經和禱告；每人早起讀經，用半小時默想一節經文，課程要求對真理的實踐。晚間大家成排睡在長床上，如同軍隊生活。他們沒有一定的經費來源，有的人認為那是神的工作，就樂於奉獻支持。

有一次，邦厚福廣播一篇對青年的講詞。他對著擴音器說到這樣一段話：

當一個領袖順從群眾的意願，他們總想把他變成偶像；這樣，領導者的形象，就成為“誤導者”的形象。…這領導者把自己和他的地位作為偶像，是抗拒神。…

說到這裏，播音技術員在玻璃外叫他停止，說是廣播被切斷了。邦厚福問問為甚麼。隨即有兩名穿灰色制服戴 卍 字袖章的人進來，把那技術員帶走。

1937年六月九日，政府頒布法令，奉獻支持認主教會是非法的。五天後，秘密警察蓋世太保（Gestapo）搜取認主教會總部辦公室的檔案。接著，芬肯窩神學院的學生，被納粹人員扣問，追查他們的行動。然後，認主教會的領袖們，一個個相繼被捕。兩個月之後，神學院被封閉，鎖上了門。

認主教會的領袖尼莫勒，從前曾短暫被拘禁過。有一天早晨，同孩子在外面，蓋世太保來把他帶走，直到戰爭結束之後，才得再同家人見面。

萊茵地區認主教會的領袖施耐德（Pastor Schneider），接到公安的通知，指他的活動危害公眾安全，要他離開。他勇敢拒絕，照常工作。他寫信給希特勒說：“我知道受神的呼召，牧養這裏的教會，不能接受人的命令而離開。”後來，被捕關進集中營，於1939年被活活打死。

這樣，邦厚福成了失業的牧師。在那時期，他個別探訪信徒家庭，在小型聚會中教導造就，也花時間寫一本書，就是後來的門徒的代價（The Cost of Discipleship）。他說，門徒接受的是“犧牲的恩典”：“恩典要犧牲，因為門徒必須完全順服主基督的軛，並且跟從祂；是恩典，因為耶穌說：‘我的軛是容易的，擔子是輕省的。’”他又說：“十字架的意義，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以至最後，最完全的地步。只有全部交託作門徒的人，才可以經歷十字架的意義。”

邦厚福願教會在現社會中，能夠有意義，有權威，在生活中起作用。但這樣的情況，能作何用？

在這段時期，邦厚福彷徨無所適從。他心中滿有矛盾；曾想過避居國外。1938年，到了紐約後，只住了兩個星期，就不能安心住下去。他寫信給尼布爾說：“如果我在這時候不與我的國人一同受苦，就無權在戰後重建基督教一同有分。”於是，他又回到德國。

在那時，戰爭的陰雲已經在聚集。他必須面對抉擇：參加官方教會，或被徵參加軍隊；二者都必須向希特勒宣誓效忠，那是他良心不能平安，深痛惡絕的事。

十一月初的一天，下著冷雨。他姐姐基莉汀（Christine）約邦厚福去家裏。姐夫道南益（Hans von Dohnanyi）同他是幼年的朋友，後來作了司法官。想不到在那裏，見到的還有三位將軍 Admiral Canaris，General Beck，和 General Oster！難道這是偶然的相遇？

這幾位軍中情報機關 Abwehr 的首領，告訴邦厚福：他們的目的，是要推翻領袖希特勒，避免他造成另一次世界大戰，挽救德國和這偉大文化免於滅亡的命運。他們知道邦厚福的志趣在於神學；他們要他作國外聯絡的工作，可以給予他情報人員的名義，就能免除徵召參軍，並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問題。

邦厚福第一件工作，就是用他父母的汽車，乘夜接載孿生妹妹撒翩，和猶太裔姐夫及哈（Gerhard）和孩子們，送到瑞士，然後轉赴英國。十一月七日，一名德國外交官，被猶太裔波蘭人殺死。這給希特勒有了借口。十一月九日，十日兩夜，在柏林和德國全國，發生了反猶太人的暴行，稱為“砸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數千的猶太商店遭破壞，六百多所猶太教會堂被焚毀。警察好像是全部放假，沒人置理。

在 Abwehr 的名義之下，邦厚福到瑞士，接洽那裏同情的基督徒，肯收容逃亡的猶太人；然後有一個代號稱為“七號行動”的運作，把幾十個猶太家庭，先後陸續送去安全的地方。對納粹分子的交代，則說是這些人可以在國外造成有利輿論。當然，這引起了蓋世太保的注意；但肅清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是1942年的事。

1942年五月，邦厚福到瑞典的奚徒納（Sigtuna），與貝勒主教見面。邦厚福要他向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請求，要他支持反抗組織，推翻希特勒，可以接受盟方的和談條件。但丘吉爾對這隱秘的反抗組織沒有信心，他著意德國的“無條件投降”，不論有沒有希特勒，德國是他的征服對象。

德國的認主教會缺乏道德勇氣，不敢公然反抗希特勒，使邦厚福失望。但他得以聯絡被征服的挪威同道，他們的教會卻不願被征服。他也幫助聯絡梵蒂岡同情認主教會的人士。

1943年四月五日，邦厚福被捕了。同時被捕的，有他的姐夫道南益，和他的哥哥克勞斯（Klaus Bonhoeffer），一同涉案參加反抗組織。被捕以前，他們銷毀了證據文件。在柏林泰歌爾（Tegel）獄中，邦厚福沒有受到刑訊，並且有時間可以寫作，每星期允許寄一封信；也得以接見他來探訪的未婚妻馬利亞（Maria von Wedemeyer），雖然短暫的接見，有人在旁監視，邦厚福可以勉勵她追求屬靈的長進。

1944年七月二十日，司陶芬堡上校（Colonel Count Claus Schenk von Stauffenburg）謀炸希特勒的行動失敗，元首只受輕傷。追查中，在Abwehr 的防空洞，發現了共謀的文件。邦厚福殉道的案定了。不過，他滿有平安。同囚的人從旁觀察對他說：“在這裏，只有你一個人看來是正常的，其餘的人都忘記了正常是甚麼了。”

同年十月八日，他被移到蓋世太保在柏林市區的特別拘禁所。以後，除了收到過母親和未婚妻馬利亞的聖誕來信以外，外間的音訊完全斷絕了。審訊，每天不斷的反覆審訊。

邦厚福發現自己精疲力竭了。

蓋世太保的高幹拿來三張紙，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字，說是邦厚福的供詞，問他要不要簽字；並坦白說，那不過是形式。邦厚福嘆息說：“我沒有需要簽字的理由，因為我無法阻止你代勞偽造簽字。”那高幹縱聲大笑，並不否認。

最後，邦厚福說：“如果你有我背叛國家的任何證據，現在可以拿出來。…我要重複我多次說過的話。自從戰爭開始以來，我所作的事，不是與合法的反間諜有關，就是基督牧者的職事。如果這雙重活動有時引起懷疑，我只能說，在這個奇異和混亂的時代，連最真誠公民的行動，也很容易被誤解。”

一口氣說完這些話，邦厚福力竭靠回椅上。審訊者的耳根也紅起來。他說：“有一件事你說對了，邦厚福。今天是聖誕節。”然後起身離開。

1945年二月，邦厚福被移到不臣窩（Buchenwald）的集中營。

四月一日是復活節。次一個主日，意外的，邦厚福獲准講道。他的同囚聽眾，以天主教徒居多；在他們一致要求下，他打開手中的小聖經，宣讀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5節：“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然後，翻到彼得前書第一章3節：“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他闔上聖經，說到這經文對他的意義。基督從死裏復活，救人脫出罪和死的捆綁。他說到基督的復活，創造了新的人，而不是超人，使他們不論在地上境遇如何，有永遠的盼望。

聽眾被他的真誠所感動，從聖經得到安慰，盼望那永遠的真自由；並且知道如何得到那盼望。

他剛講完，不等坐下，兩個著便服的蓋世太保特務走了進來，嚴肅的宣告：“囚犯邦厚福，準備好，跟我們來！”大家都知道那是甚麼事。

邦厚福囑咐一名同囚的英國戰俘貝斯特（Payne Best），如果見到貝勒主教，告訴他所發生的事。

1945年四月九日上午，迪垂克．邦厚福安然跪下禱告，然後就絞刑。

在旁的集中營醫生，後來見證說：“在近五十年的執業經驗中，未見過一個人這樣的從容就死，全然順服神的旨意。”

不到一個月後，德國投降，戰爭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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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這信仍舊說話（來一一：4）

章力生先生，於1996年一月十九日，息了他在世上的勞苦，到主那裏領受他的獎賞。他是文宣的名將，為世人留下了約一千萬字的重要作品：前半生寫的五百萬字，是為了國家；後半生所寫的，則全是為了天國。單這不為自己的崇高寫作動機，就少有人可及。

現在我們也許難以充分了解，章先生的作品，對教會所作是多麼偉大的貢獻。一位認識章先生多年的宣教士，而且是信主後最早相交，在信仰上對他有過幫助和鼓勵的，也是在看了章著總體辯道學之後，才知道他這些年來作了些甚麼，而了解神特地呼召他的目的。

記得，在章先生的喪事禮拜，他相識四十年的朋友，高敦神學院中同學，總結他的一生時，作見證說：章先生（Chang）的一生事奉，是在於“改變”（Change）：並不是說，他善變無常，而是說，他不為自己打算，而以改變世界為使命──在他信主之前，以救國救世為志，栖栖皇皇，著書立說，奔走呼號，立心改變世道人心。但是，他先要自己經過改變，皈信基督，生命重新開始，進而改變別人。然後，再是日以繼夜，奮筆弘道，為教會留下了不朽的巨著，為華人神學界立下了穩固的信仰根基。綜觀華人教會史，章先生的作品，是神藉他的筆所流露出來唯一最夠水準的傑作。

這位同學在章先生安葬時又說：四十年前，曾接受章先生送的一枝筆，珍藏作為紀念。章先生的一生，就是為神所使用的一枝筆。現在，這枝筆已經用舊了，殘破了，埋葬在這裏；但這筆所寫出來的文字，要繼續流傳，繼續發生影響力，永遠不會停止，直到主耶穌再臨。這話十分適切。

記得，我剛走上生命道路的時候，有位未信主的江蘇籍朋友，問我是否知道章力生這個人。那時，我正在熱烈的追求屬靈引導，儘量閱讀所能找得到這方面的書籍。可惜，當時章先生還沒有多少作品出版。那朋友又說，章力生是江蘇的才子，自幼聰慧過人，有“小戴季陶”之稱；不知如何，忽然信了耶穌。雖然，我們的談話就止於此，但我仿佛記得，他臉上惶惑和肅敬的表情，對基督教不敢再肆意輕視。

後來我才得知，戴季陶（傳賢）有一次看到章先生的文章，認為很了不起，問左右的人：“為甚麼我不認識此人？”因為戴是考試院長，在中樞很有地位，影響力頗大。有人風示章先生該去晉見，但章先生年輕職卑，卻有風骨，不肯奔競曳裾侯門。後來還是戴折節下交，而相見恨晚，對其人格大加推重，結識很深。

這樣建立的友誼，雖沒有營取私利，到後來還是有些用處的。

在興辦江南大學的時候，政府因為怕青年知識分子在校園藉端滋事，對教育控制甚嚴。江南大學由吳稚暉任董事長，戴季陶任副董事長，而以儒家教育為主旨，才得以順利立案。

有一次，在談話中問起他哪裏籌得辦學經費。章先生回答說，是無錫同鄉的企業家榮德生，對他無條件支持，經費近於無限制的用，自然減少了許多困難。想到當時不信主的人，在世事上有這樣的遠見，這樣的氣魄，基督徒豈不應該為主的國度更慷慨的投資嗎？

現在年輕的一代，或對學術界不關心的人，大概不容易了解，當年章力生信主所引起的震動。就在那時候，或不久後，背叛聖道的林語堂，也宣稱浪子回頭，再歸返基督教。林是個暢銷的通俗作家，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他歸回了自由派，不是基要的基督教，沒有生命改變的見證，對教會也沒有發生甚麼正面的影響。

章力生的情形就不一樣了。在皈信基督以前，他就是尼哥德謨的好人典型；其重生改變，對於華人教會，就像使徒保羅的悔改之於初時的教會，奧古斯丁的悔改之於拉丁教會，是一件劃時代的事蹟。

不信主的權威學者也只得說：現在我們不能說基督教沒有學者了。

但要了解章力生信主的影響，必須知道假使他不改變，情形又將如何。章先生那時看到世道人心的敗壞，以為必須以教育改變人心，因而辭官不就，要振興東方文化宗教，在江蘇無錫太湖之濱，創立了“江南大學”，作為基地。這所大學，一開始就不同凡響，雖然是創立得晚，卻是當時所有中國大學當中，校園最大而最美的學府，而且規模宏偉，教授陣容鼎盛；在文，史，哲學方面，有唐君毅，錢穆，牟宗三等人輔佐，堪稱為一時之選。

他更進而聯絡印度學術宗教首領，圖謀共同努力，反對西方宗教；因為那時他心眼未開，尚不悟基督教是神的啟示，實在是源自東方，而後西傳。但是，人的忿怒，竟“要成全神的榮美”（詩七六：10）。

神的手，攔阻了他的妄行，並且拯救改變了他，揀選使用他，成為神的器皿，作為文字的使徒，把神的真道寫給世人；靠賴聖靈的大能，使人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徒二六：18）。

章先生有許多的嘉言懿行，道德文章都足為人效法。但他最特出的，是真誠與平實。當他信主後不久，很有些人慕名而請其出任教師或牧師。如果換了別的人，定會藉名招搖，儼然自命佈道家，到處跑來跑去，去散播“我的見證”。那時候，他正是國破業失，遠在異國，只要肯宣稱是“神的旨意”，就會一帆風順。但誰也不曾想到，他竟降心折節，報名高敦神學院，去規規矩矩安心埋頭作起老學生來。也就是因此，才得以打好根基，有日後的成就，對華人教會作出貢獻。

他之所以能如此作，是因為得聖靈光照，徹底認罪悔改，認識自己的情形。

章力生先生信主的經過是這樣的：

困居在印尼的三寶壟，他們一家在印尼教會聞道。以後，當地華人教會的吳迺恭牧師夫婦常去探訪，章先生專心研求聖道，虛心求教，並開始去吳牧師的教會聚會。

在一次布道會中，聽道時得到聖靈的光照，他竟然當眾痛哭失聲，認罪悔改。問起是誰講道的，是林佩軒先生。用章先生自己的話：“他不像我是有道有理的，他講道是有道無理，指著人說：‘你有罪，你該死！’”就這樣，注重道德希聖希賢的“好人”，奇妙的改變信主了。

他給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是傲岸難以接近的人物。實際上他有平易近人的一面，而且真誠熱情。在彼此通信一些時間之後，1968年，第一次有機會跟章先生見面。地點是新加坡。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那情景。他從客居裏面出來，真的是雙腳跳離地面，像小孩子般的天真熱情，用力的握著我的手，一見如故。

章先生談話，超乎平常的坦誠。他說自己，並不是第一流的學者。他說，年輕時太早擔當學校行政，後來又從政，沒有時間實實在在的作學問。其實，這種知道自己所知不足，才是真正學者的表現。信主的人，更應該有這樣的態度。

經過了七年多之後，有機會再見到章先生。那是在1976年初，我們去他波士頓附近的府上訪問。

農曆新年正月初三日，是事先電話約定的，我們將於傍晚由紐澤西乘火車抵達波士頓。本來那是個不太方便的過時旅行方式。想不到那天大雪，飛機和汽車交通都停頓了，鐵路成了唯一可行的通路！

不過，因為途中雪阻，需要花時間排除軌道上的積雪，到站時竟遲到兩小時。我們想總得乘出租汽車去章府的。哪知下車以後，竟發現章先生跟他的幼公子在那裏等候；而且老人家是自年前雪中摔斷腿後首次出門！我們當然感覺過意不去，而這份盛情，更是永遠難忘。

知道章先生日以繼夜寫作的生活，在他府上作客打擾兩三天，不僅心裏過意不去，還多少有些負疚的感覺。但他伉儷卻一再說，有短暫的調節更好。

那幾天的盤桓，不但使我們得到旅途的憩息，更領受了許多教益。

有一次，談起話來，我問他：“聽說有次在哈佛大學，您嚴斥自由派神學家，是怎麼回事？”

他說：“那次聚會中，有些新派學者，大放厥詞，葛培理在座也沒有反駁他們。我站起來說，我們又讀了幾本書，有甚麼好誇口的？就打開聖經，讀哥林多前書第一章18至31節，他們都安靜不再講話了。”

我所聽到的衛道雄風，當事人竟這樣輕鬆平淡的敘過，可見主的僕人是不張狂誇大的人。

章家的生活，很是儉素；但待客饌食卻非常豐盛。我們則因為長途環球旅行，只帶輕微的禮物，略表敬意。章先生在用餐的時候說笑：“我們可以互相標榜，都是照聖經的教訓：我是‘客要一味的款待’；你是‘施比受更為有福’。”

我說：“我們都不遵照聖經：你預備這多味的菜，怎能夠說‘一味’款待？應該只有一味才對；我則微薄不成敬意，更說不上‘施’。”

章先生就是這樣，珍視人家對他的誠意，不論多麼微不足道。在1994年，我寫完主與人同住：約翰福音紀傳，請章先生指正並作序。我先寫信徵求他同意。他復信答應了。我就寄稿子去；想到他那時已經九十一歲，總不能叫高齡老人抱著一大堆稿件跑郵局投寄，所以我附足回郵的信封，可以方便他看完同序文一起託人投入郵筒就行了。他竟又復信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可見他是多麼的謙卑，顧到每一小事。

可惜，不久他就中風臥病，一年多後逝世，那本書出版時他竟然未得看見。

小人的小，是因其只想到自己；君子則是相反的，常常想到別人，不專顧自己。章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君子人，是基督徒君子。用聖經語詞來說，就是“顧別人的事”（腓二：4）；這絕不是說專管閒事，而是說有基督醇厚廣博的愛，自然流露在生命中。

在這危險的末世，一般人總是“專顧自己”（提後三：1），顯出他是多麼卓越出群，多麼可貴。如果華人教會能多有幾個這樣的人，情形將會有多大的差別！

惟願神聖善的靈作工在人心中，感動更多的華人聖徒，繼起奮筆宣道，靠賴聖靈大能，攻破堅固的營壘，將人的心意奪回，使他們都歸附基督（林後一○：4-5）。這是章先生的心志，也是聖徒的責任。

懷念章力生先生

一代衛道的勇士章力生先生，服事完他一世的人，就安息了。是的，現在我們已經不能再聽到他的聲音，不能再看見他的形貌。他放下了筆，但留下了那健筆寫出的的著作，仍然向後代說話，引領人走在正確的信仰道路上。

綜括他一生的持身為人，可能還是與早年所受儒家教導有關。儒家常用詞彙中，有“小人”與“君子”之分；小人不一定是惡人，更不一定是笨人，反而常是聰明伶俐的，只是他們的心小，因此，章先生常見證神的恩典：“祂從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詩一八：16）這是說，他基本的神學思想和經歷，是認識人完全的敗壞，神無條件的揀選恩典和拯救的大能。

章先生不止一次說：“我是最愚拙的人。”很多人聽到或讀到他這樣說，但很難相信這是事實。他寫信給我說：“小兒長基之才，勝弟十倍。”連他的公子長基，也信不下老父所說的是真的。但為甚麼他這樣說呢？我認為是由於認識自己，認識主而有的謙卑。

打從我們開始通信，他寫信總是自己稱“弟”。對不少信主的人都是如此。我覺得比我年長幾乎三十歲的人不必這樣。他回信說，以後再加解釋。但他總是不肯改。後來籠統的說：“我聞道晚，在主內實是後進”。用一句最普通的話來說，他真是謙謙君子。現在真的後進，也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呢！

英國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說得好：

“A king may make a nobleman,
but he cannot make a gentleman.”

照當時英國的情形，Nobleman 是貴族，有權勢，有很高的社會地位，需要王特別的恩寵，才可以得到。Gentleman 雖然無權無勢，卻更是尊貴，在於其品格，不是任何地上的政權所能給他的。這個字相當於中國的“君子”：不需要有地位，只是一介平民，只要不是罪犯，不是奴隸就可以；但其所含品德的尊貴，不用任何人給他封號。

章力生先生就是一位君子。

中國人的語言中，把君子與小人對稱。小人的小，是他的心胸狹小，只想到自己，自私自利。君子則是心胸廓大，想到別人，想到天下。小人是為了自己，沒有原則；君子是固守信念，恆久不移。

綜觀章先生的一生，有他特異的地方。簡單說來，是真正的偉大：偉大的基督徒，不同於世俗的偉大，是有大位，作大官，發大財等。基督徒的偉大，在於其長，闊，高，深。

信念之深

章先生悔改信主之後，蒙神恩典呼召，年逾半百，再作學生，發憤研讀神學。他是篤實力行的人，全心致力，以文字弘道。除了在神學院教課之外，夜以繼日不息的研讀著述，焚膏繼晷，有時只睡二三小時，或徹夜不寐；其書信或文章，有的注明作於凌晨三時，五時。他自己說，其所以如此作是要“贖回光陰”（弗五：16 英譯），補償從前失去的年日。 在信主後約三十年的時間中，章先生有中英文著述共約八十餘種，計五百萬言；其中尤以晚年的總體辯道學及系統神學，為堅實的巨著。他這樣作，是因為深信惟有基督聖道，是獨一的救法，是人類的希望。他認為聖徒應該注意，忠心於主所交託的“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走出象牙塔，站在戰神山（參徒一七：16-34），像使徒保羅一樣的為真道竭力的爭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它都順服基督。”（林前一○：4-5）這樣的信念，成為他的負擔和生命力，作成主交託的工作。

仁愛之闊

章先生平常不苟言笑，其實他是很容易親近，很有愛心的人。要有真愛，必須有所不愛。聖經說，末世危險的日子，人只會愛自己，愛錢財，愛宴樂（提後三：1-4）；這樣的人不能愛神，愛人。章先生平生致力寫作，卻不計稿酬，沒有積財。他自己生活儉素，穿自補的襪子，真作到不懷居，不奢靡。但他不僅愛自己的家人，還在經濟上奉獻給十餘個機構。更重要的是，他作的工作，完全是為了愛神愛人的緣故。所以他的愛是廣闊的，達到他工作所達到的地方，禱告所達到的地方。也許不是很多人知道，他是個代禱的人：他的信中提到代禱，書中提到為人代禱，使愛沒有邊界。

理想之高

當他還幼小的時候，不是牙牙學語，第一次說話的時候，說的就是一句完整的話：“我要作好人！”長成後人稱他“才子”，立志救國救世，不曾昧心貪污，有清廉的佳譽。後來創辦江南大學，想以教育改變人心，挽救頹敗的世風。在皈主之後，更是“為祂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向著標竿直跑”（腓三：8,14）。雖然政府多次徵召他出任部長高官，他並沒有易志再去從政，也沒有營求教職高俸大名，作肥己的牧人（結三四：1-6）。他只是默默的事奉，不求人稱讚，欣賞，只求主喜悅。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而不事奉肚腹。

恆忍之長

他本來是希聖希賢，是位近於墨家苦行派的儒者，半生過著“孔席墨突”（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的生活，栖栖皇皇，奔走呼號救國，宣揚“自力主義”。皈主以後的章先生，一直走著十字架的道路，全家也跟他共苦。初到麻省，合家六口共居一室，生活刻苦，以至使來訪的舊友吃驚，以為是“章力生瘋了”！夫人本來是宦家千金，竟作助理看護病人，形同傭婦，以補家用；兒女則打工讀書，賴獎學金。但靠主的恩典，他恬然處之，“無論在甚麼境況都可以知足…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腓四：11-13）靠主的力量，恆久忍耐，結出美好的果子。

華人教會靈裏荒歉，還沒有能結出凱柏（Abraham Kuyper, 1837-1920）那樣的果子。凱柏是荷蘭改革宗神學家，政治家，曾任首相，又是作家，創辦了著名的自由大學。章先生心儀凱柏，理想信仰，也都與其相近。這位華人的凱柏，離開我們去了，但他留下的著作仍然說話。祝聖靈化育人心，興起更多像章先生一樣心志的君子，忠心事主，弘揚聖道，結出豐盛的果子，完成主所託付的大使命。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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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基督徒中間，有流行的話說：“賈玉銘講道理；王明道講道德；倪柝聲講道路。”早期基督徒的名字，是“這道的人”；顯然的，如果那是說神國的道路，則“必須經歷許多的艱難。”（徒一四：22）

1903年十一月四日，一個福州牧師寡婦的兒子倪文秀，在妻子連生了兩個女兒之後，歡喜的看到他第一個男孩子在汕頭誕生，給他取名述祖。後來他們一家回到福州。孩子長大後，進入三一書院讀書，英文名字叫 Henry。

述祖長的高大英俊，特別聰慧，在校成績很好。

1920年，一個女醫生余慈渡，到福州講道。述祖的母親信主悔改了。她來向自己的兒子認罪說：“請饒恕我！我在生氣的時候錯打過你。”

述祖回答：“是的，實在有過。為此我恨你！”然後，轉身就出去了。

不過，那夜他睡不著覺。

第二天，他也去參加聚會，生平第一次，他看見自己是罪人，也看見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伸開雙臂接受他。被主的愛感動，他痛哭認罪，悔改，第一次禱告，經歷了喜樂和平安。那夜，他知道，不僅是接受基督為救主，也同時接受祂為主；不僅救他脫離罪，也脫離世界。

述祖改名“柝聲”，英文 Watchman Nee。

作為基督徒，柝聲知道必須悔改，認罪，對付罪。他先去向校長承認考試作過弊；但沒有照他所想的被開除，而有了內心的平安。

福州郊外不遠，有個英國聖公會宣道站，那裏的女宣教士和受恩（Margaret Barber），對於這初生的基督徒有極大的幫助，使他終生難忘。她二十幾歲時來中國，在一女子中學教書十多年，被一同事嫉妒誣告，差會停止對她支持。和教士不聲辯，自己憑信心獨立工作。她教導柝聲“十字架的功課”，“破碎自己”，並讓他看許多幫助靈性的書籍，特別要他學習謙卑，保持對神的渴慕，渴慕讀聖經神的話。她的箴言：

全不為己，完全為主。
I WANT NOTHING FOR MYSELF;
I WANT EVERYTHING FOR THE LORD.

柝聲飢渴般的讀經，他立志，每週至少讀新約聖經一遍；又學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以幫助了解。他勤於禱告，記下校中同學的名字，每天為他們一一代禱。幾個月內，七十名同學之中，除了一名外，其餘全部得救了。

1921年三月二十八日，復活節，柝聲母子由和受恩教士為他們施浸；在閩江中全身受浸。他們認為這樣才合於聖經的榜樣。

一隊年輕人，由倪柝聲率領，在街頭傳福音。他們採取救世軍的方式，用白布自己縫製背心，上面寫著：“信耶穌得永生”等字樣，以吸引人的注意。當然，這在當時風氣閉塞的中國，是頗不平常的。這樣，工作頗有效果。

柝聲仔細查考聖經的結果，覺得應該遵從聖經的教訓，不計任何代價，必須離開宗派；他們也認為該每主日擘餅記念主。於是，柝聲去王載家，與他們夫婦二人一同開始聚會。王載比倪大五歲，是一名海軍軍官，也是為福音熱心。不久，另一個少年朋友陸忠信，也參加他們的聚會。

1922年，李淵如女士在福州講道，有大復興臨到。在那年，倪柝聲從三一書院畢業。

1924年，柝聲似是患嚴重感冒，咳痰，夜間盜汗。經醫生診斷是肺病；在那時，肺病是不治之症，斷定他只有六個月能活。

倪柝聲與情緒低落和疾病夾攻之下，繼續奮鬥。同時，他有感動開始寫屬靈人。陸忠信幫助他搬到白牙岩，近和受恩教士的地方，以得到屬靈的幫助和照顧。

他帶病寫作不輟。有時，寫到精疲力竭，不知是睡去或昏暈過去；醒來看見和教士溫和的微笑，在關切的低頭看著他，對他說：“基督是得勝者！”或引聖經說：“那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或引保羅的話：“祂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不要灰心，基督是得勝者。”

四個月之後，屬靈人完稿了。倪柝聲也快完了：人都看得出，他自己也明白，到了死亡邊緣。

李淵如來到和受恩教士那裏。她同幾位基督徒，為柝聲禁食禱告三天。倪得到三節經文，清楚來在他心裏：“你們憑信才站立得住。”（林後一：24）“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林後五：7）“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九：23）柝聲覺得主要他起來到樓下去。他走下二十五級樓梯，完全痊愈了！到了李的房間叩門，大家像見到彼得夜間出監，極為驚奇。

幾天後，他在主日聚會中，大有能力的講道三小時。

可能是經過李的介紹，柝聲借得蔡蘇娟家在牯嶺的別墅，趁冬天無人居住，他攜帶一箱書，一件行李，在那裏休養進修了幾個月。

以後，他下山到南京，幫助賈玉銘編寫靈光報約九個月。南北軍閥戰爭中，南軍進入南京，靈光報在火光中燒光，倪又再南下。

1928年五月，柝聲決定移到上海。在那裏，李淵如大姐和他同工出版基督徒報；後停刊，改為復興報出版。

到上海後不久，他因為修訂屬靈人，靈性有新的突破。這是因為罪的問題，纏繞在他心頭，等他重讀羅馬書第六章時，在第6節：“因為知道”：知道我們“在基督裏”（林前一：30），知道“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一：20）這使他成為“十字架的人”。

同年，和受恩去世了，年六十四歲。她在中國約四十年的工作，造就了陸忠信，繆紹訓，王載，倪柝聲等人，對於中國教會，有深遠的貢獻。除了她美好的品格，她沒有甚麼留下，只把她用的聖經，留給了倪柝聲。

在上海南陽路，後來到哈同路，倪柝聲，李淵如，汪佩貞，王約翰（連俊）等人，同心合意，建立起他們理想的地方教會。人數漸漸增多，原來只能夠容四五百人的禮堂，常擁擠到一千人。他們出版了自己的詩集，稱為小群詩歌。從此以後，“小群”成為代表他們的名字；當然不都是羊群。

倪常說：教會是神從世界召出來的：“祂救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裏；我們在愛子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西一：13-14）跟隨服事“勝過世界”的主，也就是得勝者。

1932年十月，倫敦的弟兄會，帶著英國，澳洲，和美國的弟兄會代表，來到倪的聚會。他們印證上海的工作，並堅邀他說：“你必須來英國，那將是我們極大的福分。”

倪說：“我可以去；但那不一定是你們的福分。”

次年，三十歲的倪柝聲，第一次出國，到了英國。他們接待甚為友善親切，帶他參加許多聚會；但他自己也參加了不是他們帶他去的聚會。柝聲發現他們有屬靈的自滿和狹窄。臨別的時候，他們問對弟兄會團契的意見，倪坦白的說：“你們有奇妙的亮光，但噢，那麼少的信心。”這年輕人講這樣的話！而且是中國的年輕人。

柝聲覺得傳福音的重要。他不僅自己傳，不僅鼓勵信徒這樣作，更訓練他們去作。他的講道不僅是聖經的奇妙知識，不僅是口才動人，更是以訓練信徒，建立教會為目標。

來的人多了，有各地的人，有為各樣目的而來的人。

1934年十月十九日，在杭州查經會之後，倪柝聲同張品蕙結婚。新娘是燕京大學文學碩士；他們在十多年前，在福州就相識。那時，品蕙還未信主，只是跟著跑；信和不信的不相配，當然不能考慮婚事。現在，他們終於排除困難成婚了。

婚後，雖然遭受各種攻擊，二人同甘共苦，經過狂風暴雨，終生相愛不渝。品蕙只受孕過一次而流產，以後未再懷孕生育。

不久，倫敦弟兄會來信，指倪在信仰原則上妥協，終止與他們的團契。原因是柝聲曾參與史百克（T. Austin-Sparks）的聚會。史百克原為榆樹街（Elm Street）浸禮會牧師，因教會真理意見脫離，創立了基督徒團契中心（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re, Honour Oak Road），在南倫敦，同為弟兄會信仰。不二十年間，已經有七十個國家地區，有同樣團契。上海“小群”領袖們，一致同意接納維持與史百克的團契。

倪柝聲主張，教會不應有聖職人員和平信徒階級的分別，所需要的是：“先有神面前的負擔，才在人群中間工作。”因此，受過訓練的信徒，紛紛外出傳揚福音。

那時中國的教會，很多是“吃教”的人，信徒不明白重生的真理，教牧多是仰洋人鼻息的雇工，所以教會死氣沉沉。

但國內外虔誠的信徒，為中國教會的復興禱告。

神在祂自己的時候，興起了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丁立美，賈玉銘，和宋尚節等人，在各處燃起復興的火，許多人得救了。“小群”的及時興起，似是一陣清新的風，頗吸引了些有追求的信徒。

到1937年中，小群有一百二十八人外出建立教會。這樣，國內的其他教會，指責小群的“偷羊”。其實，問題在“羊”是活的，如果羊圈不修，或沒有供應餧養，羊難免走失；倒該感謝主，他們不是走失誤入歧途而喪亡。

同年七月，日本挑起侵略中國的戰爭。戰火延燒到上海。不僅國遭侵入，柝聲夫婦的家也遭波及。柝聲計畫去倫敦，就在這時，經過香港，把品蕙留在那裏倪父母的家中，他單身乘船往英國。

到埠之後，史百克伴他同去參加凱綏克培靈會（Keswick Deepening of the Spiritual Life Convention），倪恰被安排坐在日本講員的旁邊。當被邀領禱告的時候，他說：“不為中國利益禱告；不為日本利益禱告；而為了神子的國度在中國和日本而禱告。”

回到上海，倪柝聲講禱告的重要。他告訴會眾，叩門不是叩牆，正像尋找有特定的目標，禱告也是如此。

有一天下午，倪夫婦被邀去參加一個茶會。一位宣教士送一個包裹的禮物給品蕙。她打開一看，驚奇的發現，竟是他們失去的結婚禮物：一本聖經。

問她如何尋得的，那宣教士說出一個奇妙的故事：

一位返愛爾蘭度假的宣教士，在一個聚會中傳信息。當她講到中間，她表示：“如果有一本中文聖經，會幫助我解釋得更清楚。”有人把一本中文聖經交在她手上。打開一看，裏頁用英文寫著：“Reading this book will keep you from sin; sin will keep you reading this book.”（“讀這書會使你遠離罪；罪會使你遠離這書。”）用中文寫著：“柝聲給品蕙”。現在物歸原主，二人深深感動並歡喜。

原來有個在上海服務的英國兵，當日軍入侵的時候，他也趁火打劫，進入民家希望能有所獲，看到這聖經，拿回英國，給父母作紀念品。現在，奇妙的原璧歸趙。

在那時候，中國有信徒“走信心道路”的說法，也叫“憑信心”，實在就是獨立教會的風氣之先。這很難下一個準確的定義是甚麼，如果說不是甚麼，反而容易，就是：非宗派。當時大部分屬於宗派的教會，行雇工制度，傳道人是差會下面的雇工；信徒不知道應該工作，也不受鼓勵去工作。有生命的信徒也有工作的心志，但“聖工”是不准他們摸的，以致引起平信徒的不滿；在宋尚節等奮興佈道以後，更是如此。為了尋求屬靈的突破，他們只有憑信心出去事奉。不過，他們沒有經濟上的支持，處境常是困難，在邊遠貧窮地區更是如此。

這種“憑信心”的事工，有些像遊行的戲班，沒有固定的收入，愛心奉獻所得，要看領導者的聲望與能力，並信徒的反應而定，頗不穩定，而下面次要角色輔助的“苦哈哈”，往往生活在貧困邊緣。理想的方法，是信心的機構，統籌對各同工有合理的供應和照顧，無論叫甚麼，總是類似薪給制度。

那時，倪柝聲領導的地方教會運動，已經在全國各地急速發展，需要經濟上的支持。柝聲夫婦一同禱告，他以為尋得了解答：但他始終不能確定那是神的引導。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決定帶給他後來更多的苦難。

1942年初，生化藥廠在上海開始，由他研究化學的二弟懷祖主持廠務，柝聲負責。標識是：“可以生者而生生；不能化者而化化”。教會的同工俞成華，陸忠信，陳則信等，同去倪家質問他：“為甚麼離開神的道去作生意？”倪的答覆是：他仿佛一個寡婦，為了養活孩子們，出去工作。

俞成華認為他是叛道；有人說他手扶犁頭後顧；大家都難過，擔憂，流淚，禱告。但柝聲意志已決。負責弟兄們顯然不同意，判定倪柝聲不配在哈同路教會講壇事奉。他接受了。

柝聲和他的弟弟懷祖同行，越走越遠，進一步把生化藥廠內移到重慶。在那裏，成為有規模的藥廠。柝聲忙於主管事務，同時照顧需要的主內肢體。

在那時，倪親密的同工李常受，在煙台教會的工作頗有發展。他傳講世界的虛空，再講“交出來運動”，鼓勵信徒把財物交給教會。後來，引起日本憲兵隊注意，把在李家中查出的財物抄走，並嚴刑拷打，狀況凄慘。經過託人賄賂關說，才得到釋放。為此，遭受物議，李也精神失常，經長期休養漸漸復原。適上海教會邀請他去講壇領導，就趁機離開傷心地煙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倪柝聲夫婦回到福州，買下陳家十二間排的產業，經過整修擴建，開始工人訓練中心的工作。

1946年，經過李常受的聯繫，哈同路教會再請倪柝聲回上海領導。

於四月間，倪開一系列的查經聚會，並恢復主日講道，會眾甚為踴躍。不久，為需要而進行擴展，建造可容四千人的新會所。不過，倪所著意的，是福音的擴展。他號召“交出來運動”，會眾熱烈奉獻；繼而是高瞻遠矚的“福音移民運動”，把信徒家庭，移往內地福音未遍傳的地區。結果，新教會建立了二百多個，一時全國共有四百七十多地方教會。

內戰將結束，上海局勢改變。倪柝聲於暴風雨來臨之前指示：李常受去台灣；陸忠信往新加坡；繆紹訓往馬尼拉；陳則信往香港，繼續工作。倪則自己準備面對苦難。

分散各方的跟隨者中，李常受才能最高，發展最快，但野心也最大，漸漸把“地方教會運動”，帶領得偏離倪的道路，也偏離聖經的道路。這帶給倪聲譽上相當的損失。

1952年四月十日，倪柝聲為當局逮捕，被控各種罪名。從此，他未能再得自由。

二十年後，1972年六月一日，傳出倪柝聲離世的消息。

倪柝聲身高六呎以外，不比一般洋人低；相貌英俊，口才優越，思想穎慧過人。他的文筆超奇，在二十一歲的時候，即完成屬靈人著作。書中靈魂體三元論，有諾思底（Gnosticism）的意味，諾思底主義把人分為靈，魂，體（Hylics, Psychics, Pneumatics）三級，對於信徒的操練謙卑敬虔，未必有大幫助。在此之外，有工作的再思，是對教會論著影響最大的一本書；經他自己翻譯，略經英國同工編修，深受英語教會歡迎。其他的著作，也有很多被譯成英文流傳；還有很多的論著，和期刊的文章，講道紀錄，大部分能夠供應教會，反對他的人也會引用，跟從他的人則奉為經典；“倪弟兄”講的，寫的，不容有誰懷疑。還有許多新語詞，新觀念，也進入華人教會詞彙，使用者每不自知。例如：“亮光”，“看見”（作名詞用），是前人未有的；“釋放”信息或神的話，其實“神的道不被捆綁”，何需，亦何能釋放？但用者以為如此說是屬靈，以為新鮮，習而不察。

不過，最受疵議的，是他有關教會的理論，初期的“離宗派運動”，則不僅為宗派中人深痛惡絕，非宗派者也能夠看出其非持平，也難以算得是周全無瑕，而且不能付之實行。不過，在反對的人中，能夠寫出講道明理文章的，除了黃漁深而外，其人不多；所容易作得到的，只有出之詆毀，這是可以理解的。

倪柝聲當然不是完全人。其一度經營生意，最為我人所詬病。不過，轉而經商的不乏其人，但以後能夠像他一樣徹底“交出來”的，則難以找到第二人了。他真是如清教徒所說，脫去了衣裳；而不是為自己居積，走巴蘭的道路。他一生服膺和受恩教士的話，作十字架的人。他常說：“即使你證明你自己對，顯明弟兄不對，那有何好處？”又說：“如果對知道你的人，用不著辯解；對不知道你的人，辯解也無用。”我們對人不知道的可太多了，要等到主面前，才可以全知道。

倪太高了些。有話說：“出人頭地的人，容易被砍頭。”在教會其必也如此乎？

附錄：

我看批倪事件

多年前，我參加一個有關莎士比亞的討論會。據那位講員說：不要花時間去讀那些助理教授所寫的論文；因為他們猴兒急，在 publish or perish 的壓力下，想要晉升副教授，儘想些新奇而缺乏學術水準的文章，能引起爭議更好。於是各種競新務奇的怪論，紛紛而出有些簡直是荒謬絕倫：甚麼莎士比亞是同性戀，或提倡同性戀，無所不用其極；因為他們把莎士比亞當作是好萊塢的同類，甚或跟他們一樣，怎也信不下那劇作家會是道德教師。

可惜，華人神學院還更沒有教授考銓的制度，弄個甚麼學位，從教室出來，再踏進另一個教室，就變成教授。不過，教會的道德水準和自律，應該更高一些；至少希望常是如此。

可是，事有例外。

今年是倪柝聲一百年誕辰。教會用不著從俗特別慶祝，但至少依中國傳統文化，也不是再把逝者揪出來批鬥的時候。不過，這樣的事到底發生了。

中國香港某神學院，有一名教授，寫了一個單行本，講到倪柝聲的事。那書照舊俗類分，可歸於“扒糞文學”，品流極低，本不值得作評；不過，有的同道，看不過去，也為免於弟兄姊妹被矇騙誤導而跌倒，才不得不講幾句話。匿名的黑信本不是好事；神學教授公然寫那種類似黑信的書，求名而不隱其名，是更不好的事，因為至少該考慮到給神學院帶來羞恥。

不是我故意咬文嚼字，倪柝聲的榮辱升黜一書，單這題目就引人起疑：他不僅肯定“辱”跟“黜”的事實，而且“黜”是官場中貶降的意思。誰升過倪的官？誰貶過倪的職？嘔，他在想些甚麼！此書的客觀性，豈能不加個“？”！表現出此君連寫封信的能力都值得懷疑，還高談啥研究？

他作了多少研究呢？其“自序”說，“期間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底封說“期間經歷了近八年時間”。二年時間可以渾蒙不清，其內容如何，不問可知。事實含糊，說理不明，到可驚的程度；你自己不認真，哪能叫別人認真對待？
且看其成果如何。

作者說他是：“用愛心說誠實話”；“但對於讀罷而義憤填膺的人，我的研究便肯定是有價值的了。”（頁viii）原來此君是以激動人的情感，而定其價值標準。治學如此，只有請為坐在他腳下受教的人禱告了！

神學家跟歷史學者不是一回事。華人教會過去唯一的神學家是章力生，現在還在等待下一位神學家的出現。但寫史則不同了。春秋史筆，褒貶都有原則，不可率爾操觚。這是作學問的人該留意的。至於基督徒，在立論新穎之外，還必須求真；因為這是“真理之子”的責任。不知道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在學術上必須避免，在為史上更是深忌。

但他真知道甚麼是“真”，如何探求嗎？

他在“自序”中說：“求真是治史的第一原則，這是無須辯證的。”（vii）說得好。但該如何“求真”呢？就值得辯證了。治史是就已有的記錄和資料，研究以達到了解當時最接近的真實。不過，作者所求的是甚麼樣子的“真”呢？他採信“控訴”的“反革命罪行”和合意的資料，而對屬靈的“空洞與虛偽感到強烈的惡心”，這是他的先入之見。他甚至違背聖經記載的事實，說“耶穌基督總是迴避耶路撒冷及聖殿”，忘記了主面向耶路撒冷，並在那裏被釘十字架呢（vii）。

再說，在學術研究上，原始資料與次要資料的分別運用，這原是常識。所以，負責任的作者，必然像路加醫生一樣，“詳細考察”（路一：3），不好道聽塗說，或隨便摘拾抄點資料，並倚仗官方的指控，就付之剞劂，不僅殃及棗梨，也誤導讀者。此君的習慣是凡有利倪的事，就於腳注中說：“不可相信”，或“避重就輕”等類的話；凡有利被控者的話，就當作聖經真理接受，根本不是治學的態度。

他所選擇羅織的“罪狀”，說“背叛祖國的反革命分子，祖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倪柝聲，

（罪狀一）盜竊國家軍事機密情報…
（罪狀二）協助美蔣散播吸血蟲禍害…
（罪狀三）慶賀或鼓吹美蔣對上海的轟炸…
（罪狀十一）誘騙信徒遷居台灣。“他們利用宗教，在解放前夕，誘騙了很多青年教徒離開他們的親人到台灣去，至今這些人還在台灣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

台灣即使缺乏政治自由，在信仰和道德上低落，但說人家是“水深火熱”，還不算公道。看他是多麼有興趣這類奇聞！多麼令人齒冷！

身任教席的人，特別是神學院的教師，是教牧的師表，更不說必須相信有神，而對神負責了；就是要根據資料與廣收慎選，不可偏斷，治學的嚴謹態度，也是萬萬少不得的，否則以盲引盲，真箇不得了。說到治學為文的基本紀律，作者是福音派神學院的師傅，又是學者，該都知道。至於涉及於別人品德名譽的問題，更要謹慎，自不在話下。

還要知道的，是好話少人相信接受，壞事很容易叫聽的人接受。因為“人的心中所存的，口裏就說出來”；因為心中的污穢，容易相信壞事，傳揚壞事，更壞的是不經證實的壞事。

倪柝聲其人早逝，當年教會受迫害，鬥爭，創深痛鉅，教會當時忍耐，事後赦免，對那些造分裂，受打擊，雖不存怨報復，也都不願再提。哪輪到當年恐怕還未出生，即使生了，也還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出來說話？

現在的中國，已經撥亂反治，雖然未達到完全的地步，但顯然的日有進步；許多昔日冤獄的基督徒，都已經平反了，有的還得到相當的賠償。倪柝聲卻在獄中殉道，未能等到平反；他生時沒有兒女，含冤入獄，至今也沒有兒女為他平反。到一個程度，竟然把不起訴的長期羈押“直到1956年才被起訴判刑”（頁4），也當作是倪的錯，當作先假定有罪的憑據，而為違反人權叫起好來！

案：羅馬法系早就規定，非經證明有罪不能以人為有罪；非經定罪，不得施刑。現在基督教的神學教授，居然先假定倪有罪，要求證明無罪；大家都知道，這在法律技術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對於其屢遭非法刑掠，反無一言。豈不怪哉！

死人不會說話。但活的人，不該把動亂中“鬥爭”“控訴”羅織的罪名和捏造的“證據”，當作立論的根據，用以對付主內的肢體。這是追貶的鞭屍暴骨行動，即使非基督徒，也作不出。其荒唐程度，叫人以為是所有的改革，都成空談，不幸紅衛兵復出，作反基運動的馬前卒子。

清算主內的肢體，即是羞辱主；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聽到主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徒九：4）那時，掃羅只是迫害主的門徒，並沒有迫害耶穌；但在天上的元首為祂受苦的肢體說話。不過，保羅那時候的“褻瀆神，逼迫人，侮慢人…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時候作的”（提前一：13）。神體諒他的無知，向他施憐憫。但明知而妄為，還算相信神的人嗎？坐在位上作師傅的人，為何作出這種事，為不信派，作傳聲筒，應聲蟲？實在令人不解。

教會中人，是一個身體，而互為肢體；即使不能同肢體受苦，至少也不應該隨意架誣呀！

且說那本書的資料，並沒有甚新奇，只是多年前鬥爭控訴的翻版，特別“暴露”倪的“淫亂”；其實，誰都知道，他沒有時間去作那種事，如那“扒糞手”不怕污穢所寫的。犯罪的人，通常是掩蓋唯恐不及；不可思議的，書種竟然說是他錄電影片“留念”！對於這些事件，如果實有其事，有心人想按圖索驥，找幾名當事人作證，豈不更加真實？並沒有，連一個也沒有。約翰福音第八章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捉了行淫被拿的婦人，並不試行“捉雙”，現今的宗教人，採證的態度，也仿佛師承有自。再說，誰都知道，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攝影機笨重得狠，出門攜帶，非常困難；誰會用成隊的技術人員，在嫖妓時拍相？如果所謂學者連這種事都可採信，恐怕還會相信地球是用牛馱著的。又說，倪藏有大批的淫書，蓋印為證；實在說，還未曾聽說，有誰願意留下這種“遺產”。

至於說，自己製造犯罪記錄，照犯罪心理學研究，只有不正常的人，反乎常識和人性，才作得出；如果他那麼不正常，必然不能作領袖。

該書作者最愛使用“政府”，“證據”一類語詞。仿佛是搬“政府”來嚇唬老百姓；他自己則煞像政府人。其實當年的“政府”，並不同於現今的政府，而且沒有一個政府不曾發生政策錯誤。至於暴民亂政，他也會奉為權威，簡直豈有此理！所謂“證據”也者，其實比作者年長有知的人，誰都知道，當年發生過些甚麼天方夜譚般古怪的事，如：大白菜重一百二十斤，母雞每天生三個蛋。著者甚麼都採信，就是偏不相信教會的話，好像是“在善上愚拙，在惡上聰明”。當然，我相信他不是小孩子。

那作者又愛對顯然未見過的事，憑猜想就斷以為真；其實，witness 一詞，源於 wit（就是眼見的意思），他既不曾見，如何能夠證？至少也該考察，找一兩名可信的見證人出來啊！不，他一個也沒有。荒唐以至於此！

依法律定罪，需要有犯罪的證據。沒有誰需要證明自己無罪；證明無罪是非常困難的。定人罪的時候，才需要證明，而且要無可以懷疑；如果有可疑的時候，寧可信其好的一面。這是現代司法極普通的作法和常識。教會更應該如此。至少要憑兩三個見證人的口，還要給被控者有辯訴的機會。否則逕予定罪，是不合理的。

論到倪柝聲對其夫人張品蕙的深愛和尊重，幾乎是盡人皆知，而以為美談：少年相識，經十年分別，而後結合。如此的相愛相敬，哪容背後另有外遇？在人慾橫流的今代，也許不是常事；但用情有專，相交不亂的人，想必都能領會。

再說，教會知道他的為人如何，最跟他接近的人，並沒有誰說壞話。而聚會處不是他個人的，犯錯教會有紀律行動。

不過，倪並不是聖人，他犯過錯誤。在早期曾被停止過主餐（他們叫擘餅），後來，在生化藥廠的事上，他禱告過，卻從沒有說過清楚明白是神的旨意。不過，他的存心可諒，是因為教會迅速擴展，需要固定的經濟支持，用他自己的說法，如同“寡婦有子女須撫養，不得已而再嫁”。不過，教會的長老俞成華等人，還是停止他的事奉，直到他回轉再被接納，而且仍然是第一把交椅，正像彼得跌倒並復原之後，依然是門徒的領袖，教會的柱石，這顯明是有其非凡的品格。基督徒該知道誰都有錯，而給人第二次的機會。可惜，倪書的著者缺乏這種風度和屬靈修養，專挑人的錯，不論人的成功。

倪柝聲不是耍嘴皮子的人。他的屬靈著作，影響廣而深，不僅在華人中流傳，有很多且翻譯為外文，其深度極為洋人推重，列為世界傑出的基督徒。

他的著作屬靈人，頗有可評。把靈魂體的三元論，變成了三等論，有些諾思底主義（Gnosticism 或稱“靈智派”）的味道，來源不明。我無意低估倪柝聲或批判他的某君，但他們顯然都不可能見過1945年出土的 The Nag Hammadi Library 也不似有對希臘文譯為 Coptic 文字有足夠的應用知識；何以類似？我們只能說“不知道”。不過，孔子似陽貨惹過麻煩，但並不是錯。所有在這方面捕風捉影的濫加批判，欺弄外行人，不僅是沒有意義的事，也跡近於不誠實。

工作的再思一書，極引起爭議。只是，他批評的消極方面大部分都對了，地方教會的原則，卻難以被普遍接受。其中黃漁深的從哈同路到南陽路一書，駁倪書的立場，所論中肯而筆鋒說理都高明，甚至超越倪著；再有王明道，也是不同意他的人中之一。但這些人，辯理甚至爭辯，分開，卻都沒有對倪作人身攻擊，都沒有指倪在生活和品德上有問題。

更荒唐的是，著者連別人不說話，都當作倪犯罪的證據：他引用陳則信這樣一段話：

他〔倪〕有沒有犯過這些罪，我不知道。不過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沒有得救，感謝神，藉著他我已經蒙恩得救了；曾有一度我屬靈的情況相當低落，感謝神，藉著他我被帶進很大的復興！我一生蒙主藉他帶給我的屬靈幫助，可說沒辦法計算，這是我所知道的。（頁 138）

我們可以看得出，這是仿照約翰福音第九章瞎子蒙恩復明的見證，只說他所知道所經歷的事；在見證原則上是正確的，在語意上是稱讚。那復明的人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見了。…我們知道，神不聽罪人，惟有敬畏神，遵行祂旨意的人，神才聽他。”（約九：25,31）以上所引陳則信的話，正是跟蒙恩的瞎子所說的相似。如果連這個都看不懂，問題就大了。只是法利賽一等的宗教人，不滿意這樣的見證，如果今天仍然如此，也不足為怪。批鬥倪柝聲的作者，竟然詆毀是“捏造事實”，卻說不出理由，只可惜為時已晚，不能把說真話的人，都趕出會堂。看來如果作者當年在耶路撒冷，也不是不可能作出同樣的事，甚至釘耶穌十字架呢！這真是如同主耶穌所說的：“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叫不能看見的可以看見；能看見的反瞎了眼。”（約九：39）這話多對！那些人也多可憐哪！

想不到在倪柝聲離世三十年之後，昔日的同工，有少數還在世間。怎麼說也輪不到晚出的人，既沒見過其人，又不加慎思明辨，去蒐求原始證據，就採信不信者構陷的資料，妄加污衊。其人對對倪有利的見證，不加採用；對其屬靈著作，不予正面的引述，如同不存在，是何用心？

所有的華人教會，包括反對“小群”的人，也從倪的著作得造就，甚至他們所用的語詞，很多是倪所創用的。單是這一點，飲水思源，就不應輕易對倪加以侮辱。何況照華人的倫理傳統，對長者應當加以尊重，至少不可以訐為直。現在卻有人再來套用紅衛兵的作風，而且是教會中人，實在是不該有的現象。本人依對晚輩寬厚的原則，不揭露作者的姓名，為的是給他自新的機會，並不是有別的避忌，希望作者讀者都諒解。

古人說：智者要避三鋒：武士的劍鋒，辯士的舌鋒，文士的筆鋒。不過，鋒要正當運用，為出鋒頭，頗乏可取；用以對內，大不像話！

人類歷史上第一宗刑事案件，是兄弟相殘，哥哥該隱，動手殺了弟弟亞伯；有人認為最可能致死的武器，是築祭壇的石頭，是多麼可哀的事。亞伯“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來一三：4）想想今天的批倪風波，何嘗不是如此！當年批鬥，令人遺恨無窮，到現在多已經平反了；如果倒行逆施，開倒車肯定錯誤，而作出這樣事的，竟然是宗教人；清夜捫心，何以為解？

這些話看來像是要教訓誰。但願基督徒作者讀者，特別是年輕人，要知道“偏聽則昧，兼聽則明”的常識，也有愛心和風度付之應用。明眼人都會知道，今天有人忽然作這種事，自然可能是為誰利用，即使為立功身不由己，未免巴結過火吧！

前面說過，我不同意鞭屍行動。“鞭屍”的故實，是伍子胥的父親，被楚平王冤殺；子胥投吳國，借兵復仇，入楚後，平王早崩，子胥掘平王陵墓，把他的屍首鞭撻三百以洩忿。雖然他負有殺父的深仇大恨，論者還是以為戾氣太重，不同情他的過分行動。中世紀類似的事，是英國改教運動晨星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c.1329-1384）逝世四十三年之後，羅馬教掘開他的墳墓，把屍骨焚燒成灰，撒在河中。當然，伍子胥不是信主的基督徒，羅馬天主教對付不同情他們信仰的人，都是敵方作的，史家也不給予好評。同是基督的門徒，絕對不該作出類似的事情。

我並不同意“小群”的道理，也從未入過群；坦白說，對他們成見是略有一些，卻頗乏好感。不過，小群到底也是信主的，不是敵人。那書作者政治氣味太重，似是在為誰講話，攻擊教會，抹黑教會。講公道話，以倪的才慧，如果投身入夥，其前程功名，會超過任何批鬥他的人，包括現在批鬥他的人，且會有升無黜，有榮無辱；只是他選擇受苦，而以身殉道。單這一點，就不容誰追貶，污辱。我們該立場分明。如果誰要爭辯，追貶殉道者，實在說，教會從無先例。

從這一事件，我們還思想：為何有人這樣作？該如何糾正或救治？對教會會有河影響？

我們先看作這類事的，到底是何居心？

多年前，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所作夢娜麗莎（Mona Lisa）在博物館展出。忽然，有一名狂徒，執刀衝上去，要加以破壞；幸而有人迅速制止，造成損害不大。從前也曾有人企圖用錘子擊毀米迦勒基路的Pieta雕像，損失也輕微，沒有問題的修復了。

這些作品，是文藝復興的瑰寶，為甚麼會有人想破壞？有的人就對藝術品用油漆“抹黑”。為甚麼有這類的破壞行動？

經過心理學家研究，是因為作得太近於完美，有人看了，覺得企不可及，自己比起來太醜惡了，必欲破壞而後快。

有位牧師指出，近年來華盛頓的名字少有人提起；好萊塢有的製片人，倒利用過這位品德超卓國父的名字，只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出些艷事加進去，務求同他們差不多。這種惡風有甚麼結果？美國男孩子們，本來臥室中很多掛華盛頓圖像，現在不見了，換成了袒裼裸裎的圖畫，或是甚麼妖怪的邪星，要不就是醜惡的畫。青少年的犯罪率，也隨之高漲。這是缺乏好模楷的結果。

聖經說：我們基督徒“原是神的工作〔作品，或傑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弗二：10）。聖徒存在的目的，就是彰顯神在我們身上的奇妙工作，使我們今日成了何等人。如果信徒不時時同主聯合在一起，隨從舊人舊性去行，就不能彰顯神的榮耀。在另一方面，魔鬼也致力破壞信徒的名聲，造成醜惡的形象，其最終的對象，是使神的名受虧損：“看，這樣的傳道人！這樣的基督徒！”這就像是亞捫人羞辱大衛的使者，意在於羞辱大衛（參代上一九：4-5）。

再從聖經看，舊約記載人的軟弱敗壞，是叫我們在律法的鏡子下，知道自己無望，而信靠主耶穌，接受赦罪的救恩。而在新約，則從恩典的光中，引我們看到因信稱義的一面。顯明的例子，是亞伯拉罕，大衛等人，不是看他們的軟弱，而只聚注意力於他們的因信稱義。在舊約中所見的羅得，幾乎是“乏善可陳”；在新約中，我們看到的是神從毀滅所多瑪城中，“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羅得”（彼後二：7）。從這樣的靈裏，我們可以學習看別人的好處，並不是那麼困難。

因此，對於那些慣於說別人壞話的，要同情他們，憐憫他們，赦免他們，勸戒他們；並盼望他們悔改，接受主的恩典，也能夠經歷憑自己力量所作不到的義行。

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勉勵他們說：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腓四：8）

我們平常知道些好人好事，總說“值得記念”，並且會口碑載道。唐朝的楊敬之，愛才而公正，“生平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成為佳話。可惜，很多人願意藏人善，不說人的好話，只講人的壞事，訐人之短，而那些壞事，短處，常不是真的；更可惜的是，基督徒有的也這樣作。以致我們很少聽到建設性的好話，只是破壞；這不僅證明現代人的心，不常“思念”這樣的事，更糟的影響，是叫人的思想，被那些邪惡的事所佔據；所造成的破壞，是何等的大呢！

人口所出的，可以證明他心中所存的。主耶穌說：“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太一二：35）

人的傾向，是看到比我們好的，就把他拉下來。聖經的教導，是看到好的就效法，見賢思齊。

我有個天真的簡單想法：如果教會裏的人，會實行愛心，用愛心說誠實話，說別人好話，復興就臨到了。

為甚麼呢？第一，這顯明是有聖靈的果子，是真實靈恩的表現；其次，好人好事傳出去，人就會樂於跟基督徒來往，接近教會，“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二：47）這是教會增長的古老驗方，而且是真正的教會增長。

你近來可聽見講別人好話的嗎？要知道，好話出於好人；如果沒有，該考慮你是跟甚麼樣的人在一起了。

那麼，你近來聽見基督徒講別人好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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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皇軍征服了支那大部分的土地，以為不久即可滅亡中國。但竟然征服不了一名小小的中國人！而且這中國人是個沒有宗派背景的孤單教會負責人：他是北京的王明道。

在佔領區，日本的政策，是要中國教會也照日本的形式，組成“教團”，是為了便於聯繫管理。這個指示傳達下來，華人教會自然只有說“是”，只有奉行的份兒。這才是“日支友好”的表現。他們希望是這樣。想不到在首都就遇到了阻擋：王明道的基督徒會堂，不肯照日本人的意旨行事。

1900年七月二十九日，王明道誕世於北京。他本來的名字叫作“鐵”。他為人也是像鐵一樣剛強不屈，一定持守真理。主使他成為“堅城，銅牆，鐵柱”（耶一：18），蒙主的召命，作當世的亞坦耐修（St. Athanasius）與罪惡和“不信派”反對，絕不肯妥協。

他的堅持真理，從他信主事奉主的路線可以看出來：他本來是受點水洗禮的；但到從聖經明白，全身的浸禮更是耶穌的榜樣，他就堅決要受浸禮，在寒冬裏，打開河面的冰，到水裏受浸。他用許多時間讀聖經，而且照著所讀到的去遵行。他沒有受過神學教育，也沒有進大學；不過，他對聖經的真理，有從神來的領會，也照著所領受的傳講，教導；由家裏開始，到建立了頗有規模的會堂。不用說，所走的，自然是艱苦的信心道路，十字架的道路。

現在，考驗臨到了。他知道，是在日本人的管治之下。但他也知道，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他表明要照聖經的真理，沒有奉迎人的意見，參加教團的意思。

負責宗教管理的，是興亞院華北聯絡部文化局，調查官武田熙。這個聽來像是民間的機構，並沒有憲兵隊那樣的唬人權威，實際並不是那回事。王明道面臨的是很大的危險。

當局當然不滿意他的表現，通知他準備到時去問話。誰都可以知道，一去就不用準備再回來。

那夜，月華如水。他自己一人，在會堂裏徘徊，踱步，思想，禱告：主立他作群羊的監督，他必須為羊群作榜樣，不能夠因為自己的安危而妥協；但那不僅是自己安危的問題，如果違背命令，會堂被關閉了，羊群豈不是要分散了？十多年的辛苦工作，才能有今天的成就，是何等的不容易啊！現在，教會蒙主的恩典，已經度過了起初成長的艱難時期，已經在穩定的增長，每次聚會，都是人滿；怎能夠想像擊打牧人，羊群分散的凄慘情形，幾百的靈魂，又有誰照顧牧養他們？

何況還有自己的家庭：老母需要人奉養，妻子景文，帶著不到十歲的兒子天鐸，如何能夠生活下去？

但在另一方面，信仰必須持守，見證不能失去。…

1521年馬丁路德在沃木斯供證前夕的經歷，四百多年之後，臨到王明道的身上。他在神的面前禱告。禱告使他得著力量。他作了決定：絕不能夠妥協，不論付任何代價；因為有各種不同信仰的人，參加在教團中的，並不都是敬畏神重生得救虔誠的基督徒，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負一軛（林後六：14），為了信仰，他不能參加。如果這樣作，有甚麼不幸的後果，就只有交託給主了。因為如果參加了教團，在教會聚會的時候，就得先面向東方而立，向天皇致敬，為天皇祈禱。當然，那不是基督徒應該作的事。這樣，無論如何，沒有回轉的餘地；作為基督徒，任何代價都得付的。

他作了決定。他準備好了。心情平靜下來，回到床上，一直睡到天亮。

主日聚會那天，王明道的講道是但以理書第三章：“火窯獅洞的見證”。講員向會眾指出：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三人，面對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絕對不肯妥協拜偶像。王特別優待寬容，願給他們再一次的機會：“你們不事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嗎？你們再聽見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樣樂器的聲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卻還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窯中，有何神能救你們脫離我手呢？”

三個青年人的回答很是決絕：“尼布甲尼撒啊，這事我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啊！祂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們斷絕了後退的路。他們說：“我們不必回答你，…我們決不！”但行神旨，莫問前程，正是應該有的態度。救不救，是神的事；不拜偶像，是我們的責任。斬釘截鐵，沒有迴轉的餘地。

基督徒應該有這樣對真理忠誠的態度。如果有一天，我王明道失去了對真理這樣的忠誠，你們可以背棄我，叫我是出賣真理，賣主的人。

第二天，王明道抱著羊入虎口的決心，去見日本代表。

那日本人倒並不凶惡。他有禮貌卻堅定的向王明道表示：教會參加教團，是東京的政策，勢在必行，不容甚麼人反抗。然後，問王先生有何意見。

王明道簡單直接的告訴他：自己一向遵行聖經的教導，根據聖經的真理，他不能夠參加。

日本本人冷肅的問：“王先生，你要不要再考慮？”

回答是：“我已經考慮好了。我不能夠參加。如果我對你說‘再考慮’，那是拖延，是說假話。我不能那樣作。”

日本人沒有再威脅他。站起來，同王明道握手，有些熱烈的表示，擺手要他回去。

王明道從那裏出來，看到天色分外明亮，低頭感謝主的保守，使他打了一個勝仗。

他並沒有從此遠避天涯。後來，他們還見過面，武田仍然表示相當禮貌。有人在別處遇見武田，問他：如果每人都像王明道，政策會怎樣推行。武田說，他知道別人不是王明道。

王先生的特點，是從來不說討人喜悅的話。他常說：“王明道‘不說吉語，單說凶言’！”他實踐真理，“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腓二：15-16）他不是憑佞口，存貪心，求得人歡喜，為得利諂媚人；他不計自己的利益，惟求所事奉的主喜悅。在他所撰基督徒處世格言裏，開頭是：“以敬畏主為立身之基，以愛鄰舍為處世之法”；結尾說：“事事為別人著想，處處求榮耀主名。”中間全說到從信仰產生的品德，這是真生命的流露，不同於那些口口聲聲講生命，卻沒有生命表現的人物。他不諱言，自己也有錯誤的時候，但他靠主改正。他一生絕不假冒為善，絕不趨炎附勢，更是恨惡謊言。這是內住的道發生的力量。

許多年之後，王明道經過更多的試煉，“鐵”變成了鋼。

我再次見到這雙老夫婦的時候，王師母彈著小風琴，王先生仍然宏亮的聲音，和來客同唱：“主耶穌一路領導我”。當握著他經過風霜的手的時候，感受到那雙手，是主握著引領他們走過一生。

1991年七月二十八日，王明道先生在上海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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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傳，宋尚節在世工作的晚期曾對人說：“我儀表不如計志文，唱詩不如趙世光，講道不如王明道，神學不如陳崇桂，解經不如楊紹唐…但我靠主的恩典，謙卑的說：主使用我比他們多一點，因為我奉獻比他們更徹底。”與其他人的比較，我們不敢說是否恰當；但宋先生的奉獻，和被主使用，確實是真的。

見過聽過宋尚節的人，可以同意他是“言語粗俗，其貌不揚”。他身穿一襲長衫，一綹頭髮遮在前額，大聲而聲不宏，疾呼而音不清，絕說不上字正腔圓；他在台上跳來跳的去的表演，說不上曼妙；更難解釋的是，名震一時的博士，研究應用化學，而不講科學證道，只講平常的福音，卻有千萬的人受感信主，認罪悔改，重生得救。這只能解釋是神用他，他越沒有自己，隱藏自己，越能彰顯神的大能，證明神能使用任何人，一個肯完全奉獻的平常人，不是博士，不是學者，不是聰明伶俐的人，正如祂曾使用慕迪（Dwight Lyman Moody）一樣。

宋尚節真實的不喜歡人稱他“博士”。他已對世界死了，在天國中哪有甚名銜？有時，他自己戲稱為“博土”，因他為主看萬事如糞土了。他照衛理會的規矩，正式的兩次被按立，先是副牧，後為長牧；但沒有牧養教會，所以並不用牧師的銜稱；稱為“先生”，照禮貌，按品德，豈不是足夠了？後來，跟他熟的人，特別是北方人，喜稱他為“宋大哥”，叫起來實在而親切，合於聖徒的體統。這也是他奉獻徹底的表現之一。

因此，他為神使用，熱烈的為主，作成天國事業。因此，他一生聖潔，純正，為主焚燒，在照亮黑暗世代的火炬，直到為主燒盡。雖然，他工作的時間，不過短短的十四年，但那是何等的一生！

1900年庚子義和團事件，是中國反洋情緒的爆發，喊著“扶清滅洋”的口號，進行殘暴的狂行；但清既不可扶，洋也滅不了，只帶來更大的屈辱。接著，基督教被接受了；但到民國成立，反教運動又在民族主義下面復燃。

不過，這次激起教會的深思和反應。二十世紀初，聖靈在全地燃起了復興的火焰。美國的基督徒，特別關心中國，為中國熱切禱告。神在中國青年人中，興起了賈玉銘，丁立美，王明道等器皿。同時，國人覺醒佈道：丁立美引導學生立志，國內佈道；計志文的伯特利佈道團；王載的國外佈道團，先後興起。加拿大宣教士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被聖靈充滿，講道大有能力，把復興帶到全國。1919年，中文和合譯本聖經出版，更使復興到達新高峰。這是時代的背景。

被稱為“神在東方的火炬”的宋尚節，生於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名“主恩”，英文名為 Siong Ceh Sung，後改名為 John，父親是衛理公會的宋學連牧師，福建省興化縣鳳跡村人。

讀完中學後，1921年神奇妙引導他到了美國，進入衛斯理大學（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Delaware, Ohio），是因為家庭背景和宗派關係。

初到美國，他的英文不行，又患上了病，真是經歷了異域流落的孤單。但他很快就能夠適應，而且成績優異。他需要工作賺錢維持生活並在學的費用，假期還能有時間佈道。一名本來英文程度低的學生，差不多是“有口難言”，竟然很快就能夠演講，口若懸河！

有個感恩節，尚節受邀出去佈道，住在一個信主的家庭。那天晚上，在似夢非夢之中，他見了異象：在故鄉興化，他常去禱告的山上。

他在山巔瞭望時，忽然傳來淒愴的呼救聲，夾雜在潺潺的溪水聲中。他舉目四望，才發現有人在山腳下的水裏呼救。

尚節一看到有人在水裏掙扎，便奮不顧身，連滾帶爬的下山救人。腳下奇石崛起，四周荊棘叢生。但他仍然奮勇的跑；從崎嶇的石路上，蒺藜的包圍中，他走到山下已是渾身鮮血斑斑了。

溪水逐漸高漲，溪面愈漲愈寬，後來更變成一片汪洋大海。海裏沉溺著各個民族，異口同聲的發出凄涼悲慘的呼救聲。…尚節發出一句禱告說：“神啊！我願奉你的使命，得你手的幫助，拯救千萬在波浪中掙扎的人！”

霎那間，尚節忽然變成一個小孩子，他同時又發現自己是個罪犯，全身被金索銀鏈綁住。但是，他仍然想向前走去，可惜寸步難移；而且他覺得有人把他向後拉，使他一步一步的退後，尚節於是灰心喪志。

忽然從天邊遠遠飛來一隻蒼鷹，自遠而近，自高而下。尚節睛一看，才知道這並不是甚麼蒼鷹，而是一個長方形的十字架，顏色跟血一樣的鮮紅。十字架上寫著八個大字：“仰望十架，向前奔跑。”…

十字架停泊在大海中心，好像一塊磁石，能吸引沉溺水裏的人。凡飄泊到十字架旁邊的人，沒有一個不被吸引上到十字架去；被吸引的人，其鐵鏈沒有一個是不斷開的。那十字架橫在海上，慢慢的擴大…擴充至整個海面終於不見海水…變成四時皆春的樂園，人人盡情的歡愉的歌唱…原來都是他的骨肉同胞，親戚朋友。…

這景象，長久留在尚節的心中，對他日後的事奉，有重大的影響。

他以三年的時間，讀完了大學的課程，以優等畢業。在哥倫布市的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答應給他去進修碩士，在讀期間，每年津貼三百美元。經過研究九個月之後，於1924年六月，獲得碩士學位。

繼讀博士，是順理成章的事。再經二十一個月的辛勞，攻研應用化學，宋尚節得到了所期望的哲學博士（Ph.D. in Apllied Chemistry）。他的論文是有機鎂化合物的結構及格里納試劑的反應過程（The Constitution of Organo-Magnesium Compounds and The Mechanism of Grignard Reaction）。

得來博士學位又怎樣？志得氣盈的感覺，只不過是極短暫的事。他仿佛缺少甚麼。他不知道前面當走的路。再到德國去深造？接受國內醫學院的邀請，回中國作教授？照當時國內研究環境的缺乏，無殊學術上的盡頭。於是，在母校作了一陣子助教，搜集研究資料。半年過去了，仍然前途茫茫。他的心底下覺得，離開美國的時候還未到。只是，那時候他沒有把尋求神的引導放在計畫中。

有一個靜夜裏，當他為了“自己”前途，想來想去的時候，忽然聽到一個清越的聲音：“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
他張目四顧，房內只有自己一人。

第二天早晨，恰好有一位牧師來探訪。初見面就說：“你並不像個科學家，倒像是一位傳道人。”

突如其來，使他想起昨夜的聲音；回想五年前來美時的初願，國內許多人對他的期望，就是要作傳道人。為甚麼這久沒有想起？

那人更進一步向他介紹，應該去的地方：紐約有名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尚節因為少想到進神學院的事，對這方面並不清楚。於是，在1926年九月，他就不清楚的作了協和的新生。

神學院在學術自由的名義下，甚麼信仰的人都有，學生和教授都是這樣：保守派和自由派兼收並蓄。在課堂上，能夠聽到最新的理論，有的是故作駭人之說，競以褻瀆為標新立異之能事。當然，圖書館裏的藏書更是如此。半年來，他聽厭了怪謬的話，覺得在圖書館安靜讀書，所得的更多。特別是讀到教會歷史上名人的傳記，希奇他們屬靈的能力，改變了時代，非常羨慕，以為那才是應該追求的目標。只是，這樣的神學院，能夠產生那樣的人嗎？他不難明白“緣木求魚”的意義了。

校中的幾位同學，約他去參加浸信會的一個奮興會。想不到講員竟然是十五六歲的年輕女子！她自然沒有高言大智，但她把聖經當作神的話，從神的話把救恩講得清清楚楚，而且她的話中帶著能力，使人相信接受。一連五晚，尚節看了，非常感動，以為這才是傳道人。

這使他從箱子裏找出神學院用不著的聖經，重新開始自己讀經，禱告。他也在圖書館中尋找，或向同學借來的傳道人傳記，尋求事奉的榜樣。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的火熱和聖潔，自然使他嚮往；那時桑岱（William Sunday, 1862-1935）還在世，其傳奇性的事奉，在傳福音時，活潑的表演式講道，成為他日後事奉的模式。

1926年最後一個晚上，正在跪下禱告的時候，聽到神的聲音說：“我要廢棄智慧人的智慧！”

但他仍然在黑暗的道路上摸索。

1927年二月十日晚間，臨到了轉捩點。大約十點鐘，在禱告中，神的靈動工，把一幕一幕的罪，清楚展現在他面前。他自覺無法抹除這些污穢的罪。他打開聖經，讀到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主耶穌在十字架受苦受死。他覺悟那是為了他自己的罪。他痛哭認罪。忽然聽到主的聲音說：“小子，你的罪赦了！”他看見主站在他面前，伸出那有釘痕的手來，對他說：“你要改名叫約翰！”他以為主是要他像施洗的約翰，叫人悔改離開罪，為主預備道路。

經過重生的經驗以後，他歡樂的高唱，逢人便見證主在他身上成就奇妙的事，勸人悔改信主重生，常是流著眼淚。

有一天，他外出回校。院長柯墳（Dr. Henry Sloane Coffin, 1877-1954）博士，忽然下令關閉校門，勸他離校到郊外的地方休息。原來他們把他當作在功課壓力下發瘋了，不由分說，沒收了他所有的衣物，強把他送進了 Bloomingdale Hospital 精神病院！

在那裏，他看見許多不同的精神病人，說話行動不同，但也有比院外的人更正常的。他被強迫休養，被當作精神病人看待。他曾趁機逃跑，卻被捉回，管制更加嚴密。在痛苦中他曾想自殺了結。主顯現對他說：“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忍耐過了這一百九十三天的苦難，你就知道怎樣背十字架跟從我，走各各他順服的道路了。”

宋順服下來，每天安靜讀經禱告，把聖經用不同的方法，讀了四十遍。看護觀察他，見這病人並沒有反常現象，就答應代他傳達書信。宋尚節立即寫信給中國總領事館，報告所受無理的非法拘禁，請求援助，引起政府調查。

八月三十日，衛斯理大學聖經教授華克爾（Rolin Walker）得訊來探視尚節的“病況”。宋向他哭訴所受待遇。華克爾安慰了尚節，立刻去見柯墳院長，簽名擔保尚節出院，而恢復自由。計算時日，正為一百九十三天！

稍作停留休息，尚節由西雅圖乘船返國。當駛近中國海域的時候，他親手把所得代表榮譽的金獎章，丟在海裏；只留下文憑，交給父母。

1927年十一月八日，宋尚節回到故鄉興化。

宋尚節向世界死了。他完全奉獻給神。在興化中學任教員一段時間，同時作佈道的事工，領人皈主。

主在祂的時間，給尚節敞開的門。各處講道，受到歡迎。他也經歷到工作的果效，在於恆切的禱告。

1931年初，參加了伯特利佈道團，團長為計志文牧師，還有李道榮，聶子英，林景康，五人同工，效果更加廣大。

那年冬，到了山東省平度講道。浸信會的巴教士（Paryer）鼓勵他，甚至似是強迫他，照聖經初次為病人按手禱告。其中有個羅太太，癱瘓了十八年，立時痊愈，起來行走。她丈夫羅竹峰，燕京大學畢業，任中學教員，受感放棄職業，信心傳道見證三年。從此宋尚節奉主名醫病，趕鬼，工作益加展開。

1934年，宋脫離佈道團，獨立工作；由國內各地，到星加坡，馬來亞，印尼，菲律賓，南洋，及當時日本管治下的台灣等地。所到的地方，指責罪惡，引人悔改重生，為無數病人禱告痊愈，皈主的人數以萬計。他也看到繼起工作的重要，因此，組織佈道隊，鼓勵信主重生的信徒參加，高舉十字架的旗幟，傳揚福音。在他離去之後，復興的火焰仍然燃燒不息。有的佈道隊員，成為全職的傳道人，高舉十字架的福音。

他自然不是為飯碗傳道；但另一種危機，是有野心，為了自己建立勢力，“為自己圖謀大事”。這兩個致命的問題，都是因為未完全奉獻，為自己而生活，而工作，無論作得多大，都免不了與罪惡妥協，是不聖潔的，在神面前都不會蒙記念。宋當然不是為了混飯吃的人，所以他不用薪水，單仰望神的供應；他也沒有機構需要維持，用不著討誰的歡喜，絕不在真理上妥協。他本來是衛理公會的背景，也真的是像約翰衛斯理一樣，肯花時間禱告，竭力工作，不為自己的聲譽，追求聖潔，敢於指責罪惡，不看人的情面，不怕人的面孔。雖然，沒有衛斯理同樣偉大的成效，沒有能夠改變時代，但不要忘記，他的工作時間，只有衛斯理的五分之一呀，在這堅硬的東方土地上耕種，能夠靠神恩典，作到如此，也不失為神重用的器皿。

宋尚節真的是把自己完全奉獻在祭壇上，絕不收回，不改變，不保留。他自己是這樣，也就期望別人跟他一樣的愛主奉獻；當他看到那些不冷不熱，半死半活，拖時間的雇工，辜負主，心中是何等焦急，缺乏忍耐，是自然的事，受到那些人的反對，也不是意外。

宋另一個被神使用的原因，是他傳悔改赦罪的福音，不妥協的攻擊罪，徹底的對付罪；他自己注重聖潔，時常省察，不沾染污穢，分別為聖。這樣，正如聖經所說的：“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提後二：21），絕不是偶然的。

他到處東奔西跑，真是席不暇暖。一年中，在家的時間只有一個月。雖然，多處受到歡迎，但不是沒有人反對，有時是激烈的反對，要冒生命的危險。他的旅行條件並不舒適；所到的地方，有的是不開化的窮鄉僻壤，辛苦可想而知。當然，有許多主內肢體愛心接待，但仍然是耗費心力。何況他講道不是慢斯條理的講，而是把全人放進去，以至於力竭聲嘶，汗流浹背。如此的一天講上三次，每次兩小時以上，還要加上為人禱告，與人個別談話，輔導勸勉！有人說，他是“一支蠟燭兩頭燃”，忽略健康，似乎是有意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健康，是自然的事。疾病跟著成功來了。或說是病痛從來沒離開過他，他當是背負十字架的一部分。病，到了無法忽略的地步。

1940年初，尚節健康惡化，回上海動手術割除痔核，並休養。到年杪，往北京協和醫院動手術，診斷為癌及結核；遂移家北京香山。後來復經手術，雖暫恢復，這位中國的使徒，終於1944年八月十八日清晨逝世。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安葬禮拜，由王明道主持，稱揚宋尚節先生為道的勇敢，對主的真誠。在結束的時候說：

“宋先生去世安息了，但神的工作決沒有停息。祂在今日仍然召選祂看為合用的人，仍然造就，預備那些甘心把自己奉獻給祂的人。祂的能力仍是要大大的臨到那些忠誠勇敢，為祂作工的人。”

在華人教會中，宋是神興起空前的人物，像彗星照亮黑暗的夜空。但希望不是絕後的：神仍然尋找有這樣心志，甘心奉獻自己，潔淨自己，為主所用的人。人如果準備好，不必懷疑神不使用，甚至不必禱告求神使用：神在等待繼起的宋尚節，更多的先知，傳揚祂的信息，預備主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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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因為庚子拳匪之亂，登州的文會館（廣文大學前身）只畢業了兩名學生，其中之一是賈玉銘（德新）。他繼續進教士館（神學院），成為中國影響力最大的神學家。

賈玉銘，山東昌樂縣小嶺村人。畢業後，任安邱縣逢旺支會牧師，及濟寧州，沂州府牧師。

1907年，赫士博士（Dr. Watson M. Hayes, 1857-1944）在濰縣創辦女子神學院。後合併成為齊魯大學的一部分；因為信仰問題而離開；1919年，創辦華北神學院，後來於1922年遷往滕縣，規模頗為宏敞。大約是經過丁立美的推薦，賈玉銘牧師被聘為教授。

賈玉銘的神學思想是保守的，但不故步自封；中庸，卻不是沒有主見。他所讀的廣文大學，原是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D.D., LL.D. 1835-1920）創立的文會館，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信仰上屬於長老會傳統，自然是改革宗信仰。赫士來華後，則先在文會館任教，後繼任校長，創立華北神學院；他的信仰是非千禧年主義（Amillennialism）。賈玉銘可能是中國最早受達秘（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思想影響的人。前千禧年信仰，到英國弟兄會的達秘的時候，又發展成為時代論。美國作過律師的神學家司可福（Cyrus Ingerson Scofield, 1843-1921），講述，又著作，並有司可福注釋聖經，更助長其發展。賈玉銘接受了前千禧年論和時代論，但沒有接受弟兄會廢棄“牧師”名銜，仍然為牧師。因此，他不能跟赫士繼續同工，導致他的離開。

賈玉銘到了南京，成為金陵女子神學院的院長。他也辦了一個靈光報。如果單看這個名字，頗有諾斯替派（Gnosticism）的意味。其實，那也是弟兄會習用的語詞，對於青年人，“亮光”特別有吸引力。賈玉銘愛栽培青年人，提拔後進。李淵如女士到福州領會，認識了有追求的青年倪柝聲；由李和蔡蘇娟女士，把他介紹給賈玉銘，在靈光報學習幫忙了約九個月，直到1927年，廣東北伐軍逼近南京。在三月二十八日，發生大火，靈光報在火光中被燒光了。不久，倪也離開了。福州有個和受恩教士（Margaret Barber），同安汝慈教士（Ruth Paxon），都善於講類似弟兄會靈，魂，體的道理；不過，後來的人，流於把三元論（Trichotomy），弄成近於三等論。諾斯替派把人分成三等：屬肉體的人（Hylics）是不信的；屬魂的（Psychics）是平常基督徒；最高級的人是屬靈人（Pneumatics）。屬靈人才有“靈智”（gnosis），就是最可羨慕的“亮光”。弟兄會的人，不少有這種自是的態度。但賈玉銘可不是那樣。

約在那時，也有“山東大復興”，教會圈子裏開始有“靈恩運動”這個名詞。許多信徒對此批評，輕視，或竟反對，形成不怕罪，不傳福音，不重品德，惟獨怕“靈恩”的怪現象。賈玉銘也未見過；但他不像別人，沒見過的事就是錯誤，不同於我的就是不對的。他困惑，但不認為該盲目反對。他曾為復興長久禱告；但復興臨到的時候，卻跟他想像的不同。是否他的“想像”是成見？當然不能以自己想像決定神工作的模式。

他的辦法是放下自己，謙卑禱告，要自己經歷聖靈充滿。他認罪，他禱告，大聲禱告。後來，他自己見證，確實經歷了聖靈的充滿。自他去山東自己觀察後，回到南京，不作消極的批評，只是積極的禱告。他的禱告生活，成為學生和傳道人的模楷，使這位本來道德文章就為人推重的牧者，更成為禱告人的榜樣。

據他的學生說：賈牧清早三，四時即起身禱告，常禁食禱告。到後來日軍侵華，逃難去重慶，靈修院在南山上復課，他仍然在天未亮扶杖上山禱告。他們記得他以杖拄地，說：“哈利路亞”的情形，難以忘懷。

在他所著的神道學中說：

愛是最大的靈恩，作先知講道，是最重要的靈恩，是教會最需要的，是世界最需要的，也是人受過靈洗後最顯然的。如五旬節聖靈沛降，彼得講道，一日三千人悔改歸主。因人受過靈洗，即得了“上頭來的能力”，大有靈權靈能，顯為聖靈的利器，建設靈國，拯濟亡魂，作靈工，結靈果，以歸榮於神。…

他又說：

未受靈洗不能成為進步的基督徒，不能成為有能力的傳道人，這五旬節的應許，‘是應許，給我們和我們兒女的’，切望主內信徒，勿放棄權利。

不過，他同時警告信徒，不可偏重靈恩，要謹防邪靈。並要有相當準備：“ 1. 須先倒空己心—即除去一切罪污，算清罪債，備空器皿；亦除去成見，並一切阻礙之物； 2. 完全奉獻… 3. 誠心禱求… 4. 堅信與順從。”

賈牧所有著作甚多，其中神道學是最重要的一本。雖然簡略，但卻完備，綱舉目張，影響華人教會至為深鉅。起初於1921年出版，為文言文；後來，繼續修訂，於1949年第七版，改為白話文，略有淺文言，因之更為風行。可惜，華人教會，多只接受其前禧年之教義，而忽略其聖潔，與平衡的靈恩教導。但賈牧在神學界之領導地位，則無可爭議。

在美國，有人把相當鉅大的遺產，捐贈給南京的金陵神學院。執行人知道南京有兩所神學院，一男一女，認為宜合併才可完成捐贈人的意願。不過，兩所神學院名同，而信仰並不相同。多數人以為金錢就是信仰，贊同有錢則合；但賈牧覺得信仰很重要，不應該，也不願留在自由派的旗下。而且他看到傳統神學教育的問題，是只重知識，而不重信仰，因此，他出來創辦學術與靈命並重的靈修院。

到中日戰爭期間，靈修院內移逃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遷到上海恢復。這可見賈牧在信仰上，持守純潔的原則；和在神學教育上的卓見，只是曲高和寡，不僅未能發展，連繼續也不可能。

1948年，國際教會聯合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簡稱ICCC）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開成立大會，賈牧應邀出席；荷蘭的駐華大使高柯（Arie Kok）主席，美國多名代表包括跋扈好戰的麥金泰（Carl McIntire）。會中見不到屬靈氣氛，只是黨同伐異的政治把戲。高柯的開幕致辭，說是如同基甸與米甸之戰，當然自比神的勇士，把反對的人一律打成米甸人，自然是應該趕盡殺絕！會後，年老的賈牧，感慨的對青年于中一牧師說：“中一，我們受騙了！”

這樣，賈牧雖然受人尊敬，但在信仰上，左右不逢源，大致走的是孤單的道路。

賈玉銘牧師的著作甚豐，而且堅實，信仰純正，是神給華人教會恆久的賜福。其中包括神道學，羅馬書講義，以弗所書講義，宣道法，完全救法，聖經教義，拔摩異象，靈修日課等多種；還有他所編著的靈交詩歌，聖徒心聲，有許多他自己的作品，和夫人朱德馨的作品一首；不論是他自己寫的，或翻譯作品，都是明白易懂，音韻和諧，為最受教會歡迎的中文詩歌。

賈牧伉儷情深，相敬如賓，為後輩所樂道。賈師母朱德馨女士，患有癌症，在床臥病；賈牧師體貼的親自照顧，直到她離世。

賈玉銘牧師牧師於1964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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