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安樂死」euthanasia
一詞最早出現在英國學者培根（Francis Bacon, 1561 - 1626
）的著作「新大西洋」中。在該書籍中，培根認為醫生除了醫治病人，使之痊癒之外，也要減輕他的痛苦，必要時甚至要使病人能夠「安逸地」死去。
對經醫療救治無效者，醫者如何判定病人已近瀕死狀態，或致而必須施以安死術，此類有關死亡的判定，各界對的共同結論大致為：
一．對刺激不顯反應，即無法引起強烈疼痛的刺激。
二．病人不能動作（肌肉不能收縮），無法自行呼吸（呼吸器關閉三分鐘無自發性呼吸）。
三．所有反射機能全部喪失。
四．腦電圖顯示水平直線達十分鐘以上。
對於實施安樂死之討論，除了「死亡」如何判定關係相當重要外，諸多倫理性的問題亦成為實施安樂死的考慮重點：
病人意願的尊重：亦即重視病患在其醫療決定上的自主權（the right of autonomy）
。病患在得知自己真實病情之後，或許不願意受到爾後治療時的痛苦，甚或不願眼見親人家屬為持續本身殘敗的餘生，而背負財物、精神上極大的壓力，因而立下「活的遺囑」（living
will），
表明自願放棄醫療上的努力而安然地逝去。此外，病患亦可能為了保持自身的尊嚴，主動拒絕「非人化的茍活」狀態，而立下自願放棄維生救治的囑託書。
病人權益的尊重：此一重點係針對病人有恢復知覺或逆轉的可能性所提出。強調醫師在病況的診斷上，應全力判定病患係經醫療救治無效的永續性植物人，或是暫時性的植物人，然後才能決定採取何種醫護決定。
病人家屬的意願：如病人為幼童，或是已喪失意識力的成年人，在其自身無法表達意願，尤其是處於永續性的植物狀態時，病患的家屬基於精神上、財力上、護理上以及時間上的考量，必須衡量情境做出治療與否的決定。
現行法律的規範：針對病患「活的遺囑」之尊重，以及兼及國家法律之規範，兩者之權宜，自然應以後者為重。在已明確立法的國家（或州律法），個人意願必須受到法律規範。但在尚無明確立法表示可否的國家，對病人中止治療的作法，仍宜慎重考慮，以期避免因草率決定而造成的醫療糾紛與法律訴訟。
醫者專業的尊重：當醫師認為病患本身或病患家屬所提之醫療要求，與醫事專業倫理原則有所違悖時，主治與護理醫師有權拒絕要求。這是基於醫者本身對病情具有專業診斷與自主權之尊重，也是對病患獲得治療權利本身最後的防衛。醫者必須盡力保住自己的專業尊嚴，不能被家屬或病患的各種威脅利誘左右。
宗教教義的影響：宗教情操越堅定的病患，通常會靠信仰的力量，撐過罹病的痛苦，雖然外體逐漸衰敗，但內心卻未必會屈就於施行一種與信仰教義相悖離的「臨終處理術」。特別是基督教相當重視臨終病人的教牧關懷，因為我們認為病者缺乏的是靈性方面的需要，它們需要的是在痛苦中，能獲得面對死亡挑戰的勇氣。因此，宗教取向，是一個臨終病人是否選擇實施安樂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論
綜觀整本聖經新舊約啟示，與本論題相關之教義約可歸納為以下幾項。
一．「不可殺人」的教義：因為殺人是破壞神賦予人的形象、殺人是斷失人與神的交通、殺人是破壞人對世界的管理權。
二．「上帝擁有絕對的生命主權」的教義：正如米爾恩所說的：「墮落後的人類失去了真正的自我認識使我們與現實脫節，使我們為自己設立了不真實的標準而活於自設的虛幻世界中，使我們陶醉於自我崇拜、自我理想的夢境中，或陷入自我定罪、神經過敏的病態中。我們沒有能力對自己作準確的評估，也因此不能將萬事交託上帝，而讓祂作為我們的判斷者」（林前四：3-5）。這樣的人類屬靈狀況，事實上已說明了人類對生死大權的判斷，已然失去絕對的準確性，更可能因為人的不完美，而使所作出的價值判斷呈現不可不補救的缺陷。
三．「與主同受苦難」的信仰：苦難與死亡乃是人類犯罪所帶來的結果，人類在面對死亡挑戰的時候，絕不能再依靠人為或人工的方式，企圖逃避死前的痛苦以加速生命的終結時間。
此外，「受苦」乃是成聖的過程，基督徒在受苦的當中，體會了基督的苦難之一部份。所以，消極的安樂死乃是人類再一次企圖以人為的努力，干預上帝對人類生命權的行使，這表露出人類在面對死亡挑戰之時的完全無能為力與失敗，更是人類重視肉體生命安逸，而忽視靈性生命提升的證明。
結語
從聖經的觀點，並不贊成任何型式的安樂死，面對醫療救治無效的病人，德國神學家雲格爾（E.
Jungel）曾說：「每個人都有他的生命時間。限定生命時間是上帝的事，而且僅是上帝的事。不管是誰，只要他企圖自行限定人的生命時間，信仰都有義務公開反抗。」任何個人、機構和法律均無權限定屬於人的有限性的生命時間。 對於醫療救治無效的病人，教牧人員、醫護人員，以及病者家屬應當積極的考慮如何幫助病者，加強他的心靈力量，用高度的愛與支持，建立「善終關懷網絡」，陪伴病者光榮的走完生命的最後一程，這才是使生命真正有尊嚴與神聖的作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