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親子講座中，我出了一道難題問在座眾家長：

倘若某天你與孩子逛街，見到一位乞丐婆婆蹲在路旁，孩子見狀，扯你的手不放，要給他五塊錢去幫助乞丐婆婆，你會：

選擇一：立刻給，給完便匆匆拖着孩子像活見鬼似的速速離開。

選擇二：不給，還邊拖孩子的手離開邊說：「她嘛！可能有一兩幢大廈收租，比你媽我還有錢呢！」

選擇三：給，但一邊卻指那婆婆，對孩子說：「如果你將來不用功唸書，長大就會像她一樣無用，要在街邊行乞。」

說時，選擇二及三得到最多的迴響及看到最多人在會心微笑。

歧視

歧視，不但存在於種族、兩性，甚至無影無形地存在於貧與富、傷與健、你與我之間。還不止這樣，我們甚至義正詞嚴地把歧視傳授給下一代，告訴他學者是可敬的，乞丐是可恥的，諸如此類。

我慶幸自己在還當記者編輯的日子，曾花了半年時間，斷斷續續地探訪一位在康樂大廈（編按：現名中環怡和大廈）天橋外的婆婆。

起初，我跟她聊天的時候，她的脖子像掛了塊鉛似的，把頭垂得好低好沈。我左聊右探，她也不大願意對答。

至探訪多次，她大概見我有點誠意，也開始願意說一兩句，然末後的一兩句總離不開：「我們這些人，總不值得你們關心。」以把我打發。

後來，我漸漸能抓住她的手與她對話。

那年冬節，她還請我到她家坐坐。她的家不是謠傳中可以收租的高樓大廈，而是灣仔舊樓區的一所籠屋。狹窄齷齪的床位內，住著她與剛動完腸癌手術的老伴。婆婆還讓我看她的結婚照，相中伊人淺笑，與年輕的夫君可是對不折不扣的璧人。可惜天意弄人，輾轉來港，失業加重病，便落至行乞的田地。

身教

如今事隔多年，我仍隱隱記得陸婆婆的笑靨，及她與丈夫喜氣洋洋的結婚照，並且告誡女兒，若在街上碰上乞丐公公或婆婆，能有力量行善的，便盡量行吧。

結果，每個禮拜天在教堂門外，我們便碰上了行乞的陳婆婆，多少個星期天，我與女兒蹲在街上，與婆婆閒扯談天，有時談到她患了風濕的身子，有時談到她想返鄉下卻又欠缺盤川。和陳婆婆成了朋友以後，她沒有再伸手向我們討錢，但我們總會在有意無意間把鈔票塞進她滿布皺紋的手中。

女兒說，婆婆的手好柔好軟啊。

有一趟，我到了別的地方工作，沒有返教會。隔一個禮拜，陳婆婆告訴我：「你知道嗎？你的孩子見我沒吃早餐，跑去買了麵包給我吃呢！」

我的預設沒有錯。類似的關懷行動，是讓孩子上了活生生的一課「道德教育」。

德育

當政府與學校高呼道德教育如何重要，青少年及孩子要如何奠定一個良好的品德基礎之時，我始終相信，許多寶貴的道德課題，是需要在課堂外實踐的。

更重要的是，當我們亟亟要孩子學誠實、廉潔、關懷別人、愛護大自然等等時，我們也要言行一致，邊教邊做。斷不能邊教孩子誠實，自己卻對客戶說謊瞞騙；邊教孩子公平待人，自己卻歧視低級僱員、清潔工人、菲傭甚或苦力；邊教孩子愛國，自己卻對新來港同胞嗤之以鼻；邊叫孩子保護環境減少用紙，自己卻到超級市場貪求膠袋；邊教孩子別貪心，自己卻賭馬賭牌也贊成賭波……

現代社會缺乏的並非一套牢固可依循的道德準繩，而是一種實踐出來的道德勇氣。在傳媒廣告教育下的一代，都太注重我有我天地、我有我說法、我行我素、我要忠於自己……只有自我，沒有他人，沒有群體；甚至社會、國家、民族就顯得更遙不可及。

至今仍記得台灣社會在「白曉燕」被殺事件後，推行了「一百分媽媽」的行動，意即若你只滿足孩子的需要，他要甚麼你便買甚麼，那你只值四十分；倘若你能體察孩子的需要，不時與他溝通，給予關懷與輔導，也只值八十分；除非你能關心別人的孩子如己出般，即實踐早期香港社會流行的那句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才能拿一百分滿分。

的確，倘若我們對周圍的老或幼，當作自己的父母或孩子般寒喧問暖，世界便不會變得那麼冷酷，自己也不會被忙碌封閉追趕至冷面無情。

人間有情，是人心裡的真情催生出來的共相啊！

羅乃萱，資深青少年工作者及出版人。曾任台灣校園雜誌編輯及突破雜誌總編輯。現為「家庭基建」發展總監。本文承蒙經濟日報出版社允准從《逆境逆思》中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