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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嗎﹖》[使徒行傳1：1~11]徐明富牧師2003.6.29
路加在『使徒行傳』的前書『路加福音』中提到，神怎樣讓人類在歷史中確確實實地經歷祂的啟示，這是其他任何宗教無法望其項背的，因為沒有一個宗教提到神在人類歷史中的作為。只有我們的神在萬人中揀選了亞伯拉罕，造就了以色列民族，神的救恩和人類的救贖主就出自這一族人。他們的歷史使我們知道我們所學之道的真實。『使徒行傳』則開宗明義地記載了耶穌復活升天後，祂的門徒怎樣遵主的吩咐把福音傳遍地極。
我們所信奉的神是掌管宇宙的主，也是介入人類歷史的主，當然也是掌管中國人歷史的主。讓我們從以色列的歷史來對照看看，神如何管教我們中國人，好把我們民族帶回到祂的面前。以色列人虧負了神的託付，以至于現在以色列相信耶穌的人仍是少數。中國人是否能忠心完成神通過中國教會給我們的託付呢﹖我今天的題目還是一個問號。將來的歷史要由我們現代人來寫，神知道將來如何，但現代人難逃人的責任。我們很幸運，看到了中國教會的興盛。但神的道是多給誰，就向誰多取。讓我們用以色列的歷史來警醒我們中國人免犯前車之鑒。
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失敗，屢次違反神的心意，從拜有形的偶像到拜無形的偶像，惹神發怒。從出埃及起，他們見摩西四十天在山上沒有下來，竟去拜金牛犢，他們人雖離開了埃及，心卻從來沒有離開過埃及，偶像主宰著他們。於是神管教他們，先是南北國分裂，後來北國為亞述所滅，南國為巴比倫所滅，他們被擄達七十年之久。神藉先知耶利米預言他們被擄七十年後會回歸，直到他們歸國後，才從此徹底清除了他們有形的偶像。他們暫時脫離了有形偶像的統治，卻又淪落為無形偶像--律法主義的統治。以色列是一面鏡子，反照出我們每個民族的劣根性。任何在心中取代神地位的東西，都是偶像。
耶穌死後復活，化了40天之久與猶太背景的門徒講述神國的事。他們卻反復問：『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他們關心的仍是國家､民族的命運，這個情結就成了無形的偶像。中國人的救國救民之心仍是最高的關懷。即便美國的基要派基督徒在面對伊拉克之戰時也不能幸免愛國的情結，愛國勝過了傳福音的緊迫性，這就成為我們心中的偶像，沒有一個民族能夠例外。耶穌回答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耶穌不是不關心以色列國的安危，但祂更關心神國度的事。在祂再來之前，祂把神的使命交托給祂的門徒。所以神的兒女最關心的不是地上的國度､家庭的事情，而是神國度的事。我們必須把有形無形的偶像除掉，好叫我們體貼神的心意。我們願意不願意靠著聖靈的能力完成神的託付，把福音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傳到地極呢﹖華人是否意識到向普天下傳福音的責任﹖是否願意向說非華語的民述說神的作為呢﹖
以色列人在神反復的管教中仍是一再遠離神，以至二次世界大戰中有六百萬的猶太人被德國人殺害。先知哈巴谷曾哀嘆神為何用比他們更惡的迦勒底人來管教選民。我要強調，神的允許與管教不同。神允許迦勒底人討伐以色列人，神允許希特勒趕殺猶太百姓，神允許西方列強瓜分劫掠中國，我們人很難理解這真理。但神是掌握歷史的主，祂允許這樣的事發生，但最終迦勒底人､希特勒､西方列強都被神管教了。我們每一個罪人都需要神的管教與恩典，好藉這些管教把我們都帶回到神的面前。
以色列人被擄七十年後回到耶路撒冷，就一直在等待神所應許的彌賽亞來拯救他們脫離羅馬帝國的手。所以門徒問：『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主後七十年，羅馬將軍攻入耶路撒冷，以色列再一次亡國，很多猶太人遣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猶太人就漂流到河南。因著聖殿被毀，導致猶太教以守律法為宗教中心，把文化提高到與神的啟示相等的地位上。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人與猶太人很像，很以我們優秀的文化傳統與道德風範自豪。猶太人瞧不起外邦人，中國人瞧不起蠻夷。猶太人把神的啟示納入他們的文化，屈解了神的心意。神所愛的必要管教，所以祂藉希特勒的手管教他們。從人的角度，很難理解這樣的大屠殺，但1948年以色列復國後，許多以色列人因悟出這個道理而歸入基督，他們看到了神話語的可信性和真實性。以賽亞書11﹕11~12講得很清楚：『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餘剩的…祂必向列國豎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趕散的人，又從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大人。』以色列兩次亡國，神說他們必要兩次復國。神的話說立就立，一定要實現的。神藉管教使以色列歸回。
遠志民在『神州忏悔錄』裡提到，中國在秦始皇以前一直有祭天地的傳統，用牛羊來敬拜天地之主﹔犧牲的『犧』字，其結構就表達了這件美事，與舊約情形很相似。到了孔子，因其不可知論，『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他對生死､鬼神的事不關心也不知道。到秦始皇時，他自稱為天子，把自己看作是神在地上的代表。儒家基本上是不可知論者，民間則拜各式各樣的偶像，自此中國一直遠離神。近代史上西方列強的入侵本身是一件邪惡的事，神允許這樣的事發生，藉著洋搶洋炮『來管教中國』，終於使福音的大門打開，藉苦難使中國人尋求神的面。迦南詩選有一首歌詞說：『中國的名字叫苦難，是他們沒有向神仰臉，以至他們常經痛苦､常經懮患』。中國的苦難到今天也還未了結，文革中的破四舊立四新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如出一轍。
二百多年來的苦難使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思考如何救國救民。先是張之洞的船堅炮利，後有李鴻章､曾國藩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就是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變法､百日維新』。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是科技和政治的落後，政治制度需要引進西方的立憲或民主。文革中，中國人高喊打倒孔家店﹔文革後，又呼籲全盤西化，擁抱德先生､賽先生。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沒有體會到中國的問題究竟在哪裡，歷次運動也沒有使中國人醒悟他們其實一直在繞大圈。直到89民運，才徹底醒悟到是中國的文化出了問題。研究基督教的學者劉曉風在他兩本書『拯救與逍遙』和『走向十架的真理』中指出﹕中國知識分子從清朝末年到六四民運，都只看見中國需要引進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制度､理性精神，卻長期忽略西方文化的精髓--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精髓傳統﹕有一個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人類需要向祂交帳。但我們沒有這樣絕對超越的標準，在面對善與罪､苦難與得救時，我們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可依循。一遇苦難，不知該呼求誰，也沒有道德的勇氣去批判罪惡。另一作者劉曉波認為，中國人的悲劇是沒有上帝的悲劇。因為不相信有一個聖經所啟示的神，不相信有一個超越的上帝，就把希望寄託在人的身上，尋找一個道德完美的人作我們的救世主，把人神化，同樣也就很容易把比較差的人奴化。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是個人治而非法治的國家。劉曉波說，我們對罪的觀念非常模糊，從來沒有懺悔的精神。真的，在未信主之前，要我向太太､孩子認錯是太難了。成為基督徒後，因為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一個罪人，知道自己需要時時向神懺悔，對太太孩子認錯就很自然了。在台灣牧養真理堂的年長的西方傳教士傅立德，常常因發了不該發的脾氣而向年輕同工道歉。並不是因為他是美國人就擅長道歉，而是他裡面有神的生命，對罪敏感，有著懺悔的精神。
中國不但需要四個現代化加上政治上的現代化，更需要國民心理上的現代化。文化若不能被福音更新，中國的問題將會繼續存在。讓我借用莊祖鯤的一句話﹕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無法--缺乏法制的精神﹔無天--缺乏認識一位超越的神。中國文化培養出來的基本上是人治的社會，台灣流行一句話﹕『立法從嚴，執法從寬』，法律可以訂得很嚴，但執法可以因人而異。大陸的順口溜則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我們沒有法律神聖的概念。沒有錯，我們有法家，但自從董仲書提出『百家獨尊儒家』起，就沒有人尊崇過法家。我們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從來沒有實現過。中國高幹子弟貪污被抓只是倒霉而已。
西方的法律制度是從羅馬帝國的法制沿襲過來的，但他們守法與法制的精神是根據聖經來的，因為聖經中的新舊約是『約』，神與人立約。神為了讓人相信祂言出必行，祂指著自己起誓。祂所講的，祂必施行，祂是守約施慈愛的神。連神都信守祂的諾言，所以舊約中的先知敢指責君王的罪，中國人卻只能說『萬歲､萬歲､萬萬歲』。中國人認為『螻蟻尚且偷生』，但神的先知知道死是暫時的，他在永恆中要向神交帳。因這種對神的認識，他們有道德勇氣指責掌生殺大權的君王和社會的罪惡。英國廢除了蓄奴制度，美國廢除了奴隸制､興起民權運動，都是基於基督教對神的認識，他們立制度保證了每一個個人對政府批判的權利。中國人缺乏對神的超越的認識，也表現在人倫道德的影響上，因為不相信有造物的主宰，就把君臣的關係絕對化，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西方相信這位造物主的標準，人倫關係就不會絕對化。以弗所書第6章就講到，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在主的教訓和警戒裡面彼此相待的，作僕人的和作主人的都在神的權威之下向神負責，沒有人有絕對的權柄。
英國的漢學專家李約瑟認為，在漢唐時期，中國的科技比西方發達。但宋朝以後，對神的觀念完全模糊了，對研究大自然也就失去了興趣。西方早期的科學家基本上都是神學家，他們認為神藉兩本書來啟示祂自己，一本是聖經--有字的天書，一本就是大自然--無字的天書。神既創造了宇宙，神是有秩序的，所以萬物的背後一定有自然規律存在。他們相信造物的主宰，所以西方的科技發展很快。
所以中國的問題不是政治､科學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
那麼回到我們的主題，二十一世紀能成為中國人的世紀嗎﹖
神的旨意是福音要傳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中國自建國以來對教會有諸多的逼迫，但從文革後的八十年代至今，基督徒卻增長到五､六千萬，平均每一天有一萬人信主，大部份在農村。在大城市和知識分子中福音也開始慢慢傳開。但中國要福音化，最大的問題是文化問題。找出文化的病根，基督的福音才能更新中國的文化。第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福音要更多地廣傳。以色列和西方世界的失敗，就是要神的祝福，卻忘了神的託付，在愛國的旗幟下，更多的是關心自己民族的利益。廣傳福音是每個時代､每個民族在神面前的責任，從神那兒領受祝福，就有責任把福音傳遍萬國萬民。1940年，很多宣教機構尚未意識到中國的潛力，以為日本更可能成為基督化的國家，因為他們更現代化，中國與韓國是不可能的。但神的智慧遠高過人的智慧，結果僅僅在二､三十年中南韓的基督徒就佔了人口的40%，南韓教會差派了很多宣教士去海外，到回教徒中去傳福音。感謝神，現在國內家庭教會也有這樣的異象。
中國基督徒常常問神這樣的問題﹕『神啊，為什麼允許中國經歷這麼多苦難﹖』
義和團年代，許多西方傳教士被殺。第二次是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運動，認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是迷信，信基督就是不愛國。第三次苦難則在文革。『使徒行傳』中早期門徒越受逼迫的地方，福音越發廣傳。『希伯來書』11﹕36~40所描述的早期信徒所受的迫害，與文革中基督徒的遭遇非常相似﹕『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漂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現在世界各個角落仍有這樣的逼迫，但聖經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種子。逼迫越多，教會就越興旺。教會因著苦難得到潔淨，信徒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果子，信主的人就天天增加。
中國人談到普世宣教，想到的是向世界各個角落的華人傳福音。但現在家庭教會的領袖們已經意識到，神興起中國家庭教會，就是把福音要傳遍萬國萬民的使命託付給我們。早期的教會是把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到羅馬，再從羅馬經由歐洲傳到東亞。今天的歐洲屬靈光景是一片荒涼。除了美國以外，韓國是差派最多宣教士去回教世界的國家。中國該怎樣行﹖神使中國富強起來，不是要我們享受屬靈的好處，而是藉著我們成為萬國萬民的祝福，要通過我們把福音經由回教世界傳回耶路撒冷。福音最早是經由絲綢之路從歐洲傳到新疆，再由新疆傳到唐太宗貞觀九年的長安。現在我們的使命是再經由這條絲綢之路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初期教會時代，伊朗､土耳其曾是基督教國家。中國人的歷史責任是要像韓國那樣，先向國內的少數民族傳福音，如廣西､云南､西北地區，為自己的骨肉同胞流淚禱告，然後差派更多的超越文化的宣教士去異文化的國家，成為宣教的中國。二十一世紀才能成為中國人的世紀。
願神藉今天的信息在弟兄姐妹心中動工，藉著向國內親人傳福音，栽培一些人，神必能藉這些人把福音傳出去，讓我們這個民族成為其他民族的祝福。神因著愛管教以色列人回到祂面前，也將藉著管教把中國人帶到祂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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