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的出現促使知識份子紛紛檢視自己在一個多元社會裡的位置。英國社會學大師鮑曼（Zygmunt Bauman）便用了「立法者」（legislator）與「詮釋者」（interpreter）去說明知識份子在現代與後現代時期的兩種不同位置。鮑曼在Legislators &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一書（有大陸中譯）指出，現代文化深信世界是一有序的總體，存在著一種超越文化、歷史及個人偏見的普遍真理（一種科學理論、道德律或審美原則），而知識份子的天職便是去尋找、確立及捍衛這普遍真理，並對爭執不下的意見作出仲裁，決定哪些意見應被遵守。故此，現代型的知識份子是一位「立法者」。但鮑曼指出，來到後現代，這種欲求普遍真理的信念已備受質疑，令過去一直扮演「立法者」的知識份子相當尷尬，也因而紛紛調整策略，改為扮演「詮釋者」的角色。

　　 「詮釋者」少了一份「唯我獨尊」的「立法者」霸氣，卻多了一份尋求理解的寬容。鮑曼指出，由於多元社會存在著眾多的共同體（community），各有不同的傳統及意識形態，要促進不同共同體的對話及交往，防止誤解及衝突，便有賴隸屬各共同體的知識份子對自己的傳統進行詮釋，好讓別的傳統對自己的傳統有更多的認識。這類溝通活動不是為了尋求最佳的社會秩序，而是尋求多元傳統內的平衡。故此，意義詮釋與促進溝通便成為後現代知識份子的主要職能。

　　對要介入公共（學術與政治）領域的基督徒知識份子而言，這會帶來兩種挑戰。一方面，一直深信自己的信仰是一種普遍真理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尤對福音派傳統），一旦要像「立法者」般將這真理捍衛，並影響公共領域（尤其在道德倫理上），在今日便日顯艱難（當然有困難不代表不做），甚至徒勞無功，因這正顛覆著後現代的遊戲規則；另一方面，若轉向「詮釋者」的角色，帶來的挑戰（或試探？）則是，我們會否為了令別的宗教或傳統更接納自己，而扭曲自己的信仰內容（基督信仰有一定的排他性）去尋求所謂「理解」呢？而對話的目的就僅止於促進理解？宣教還有什麼意義？凡此種種，都是處身後現代的基督徒知識份子不得不思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