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仍成為當代歐陸思想家重要的反省課題：何解文明如德國竟會幹出大屠殺這等暴虐行徑？何解當時某些大思想家，例如海德格竟會支持希特拉的暴政？何解當時集中營的工作人員，可以無動於衷？且後經證實，集中營的工作人員不見得特別兇殘，他們大都心理正常，但何以忍心將猶太小孩逐個的送入煤氣室？奧斯維辛（Auschwitz），一個波蘭集中營的名字，後來成為了大屠殺的代號；奧斯維辛之後（After Auschwitz）更成為打後五十年，歐洲思想家在反思西方現代文明走向時，必須嚴肅面對的人文課題。

　　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大屠殺是來自種族主義，但有論者指出，論排猶，當時的法國比德國更嚴重，何解大屠殺是發生在德國，而不是在法國？提出上述問題的是當代一位極有道德良心的後現代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他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一書指出，大屠殺的出現不僅是一個種族問題，更是一個關乎現代理性文明（modernity）的問題。

　　德國一直是將這種理性文明發揮得最盡的國家，德國人追求秩序與齊一，對一切事物都要充份把握與操控，難以接受一些不能理解的人事物。鮑曼指出，對於德國人，猶太人是難以理解的他者（other）。例如猶太人是無民族的民族，猶太教構成基督教但又不屬基督教，都與德國人那種追求純粹一體的現代意識格格不入。因此，德國人視猶太人為不潔及破壞現代文明秩序的壞種，最終要藉非人化的大屠殺程序剷除這些社會雜質。其實，當時集中營是運作得相當理性及流水作業，大部份的工作人員根本不會目睹屠殺過程，難怪他們無動於衷。

　　鮑曼指出，大屠殺是一次現代性的殺人事件，但他沒有像某些後現代主義者在批判現代之後，便落入道德虛無的深淵中，反之他認為在後現代的多元社會，我們更要建立一種維護他者的後現代倫理，以免重蹈大屠殺的覆轍。對基督徒而言，後現代主義往往等如道德相對主義，但鮑曼告訴我們，後現代也有倫理價值可言，這令我想到，基督信仰不也是一尊重他者的信仰嗎？我們可否以此為基石，展開與後現代主義者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