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八月（第四十四期） 信仰生活．俗世聖徒：後七一青年的公民教育
這代年輕人是比以前幾代更現實的一代，功利主義勝過一切，理想性較低，效益少的事，更難叫他們去做。叫他們去六四紀念會，大都以「無用」及「改變不到現實」為由，而提不起勁參與；對他們來說，「不能立刻改變到現實」的社會運動，都不值得參加。當然，不看短線，純粹基於良心去參與社運的人，還是有的，但往往持續性較低，關鍵在於缺乏化激情為知識的過程，運動（或活動）過後，一切都打回原形。
「消費文化式」 的七一遊行
雖則，七一是個不錯的公民教育案例，它體驗了人民力量的偉大。但我擔心，若不乘機深化背後有關民主自由、公民社會等理念，一旦激情過後，要對年輕人再教育，就為時已晚。民主運動是持久戰，不是次次上街都有果效，有時更要面對失敗帶來的傷痛。
今次七一事件，老實說，是頗「消費文化式」的，即它的果效是相當之快，不用等太久，便見到果效，叫那幾個下台，最後，差不多都下來了，且遊行過程，也相當有「快感」，跟六四那種悲情式遊行，截然不同。誇張點說，七一遊行是頗合消費一代那事事要快、要有feel、要創意、要即時滿足的口味。這裡沒有任何貶意，我也頗享受這次遊行，及之前互聯網上的笑話；我甚至覺得，中國人搞政治運動，無論在野不在野的，有時都太過「悲情」，太「大人」，不夠playful（好玩）。有時年輕人怕政治，未必無因。
但我想指出，民主運動，不單只要有「好玩」的遊行示威，還要有懂得理性思辨，對民主理念有一定認識，並有道德良知的公民。當然，面對拒絕理性溝通，兼缺乏由下而上的表達渠道的政府時，遊行示威是必然的選擇；但長遠來說，我們仍要視理性作為建立民主社會，並監察政府的重要「武器」。
建立青少年的「溝通理性」
正如精研哈伯瑪斯（Habermas）的香港學者阮新邦教授，早在九七回歸前，在其《批判理性、社會實踐與香港困境》（香港：八方文化，1997）一書指出，我們香港人在面對不公正的政治形勢（如回歸前小圈子特首及臨立會選舉）時，往往很快就放棄以理性，或較理想的準則，去評估現況，爭取改變，例如提出以公正的程序選舉特首；反之，我們很快就尋求妥協，永不視理性為一種政治道德力量。
阮新邦又指出，香港人嚴格來說不是沒有理性，但那只是妥協性強的功利理性，反之，我們應重申一種倔強的，防止被權力扭曲的，重視論據的及真誠的，即哈伯瑪斯所謂的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而一個公民的責任，就是儘量維持一個防止被權力扭曲的「理想溝通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令人對「是」與「非」有客觀的判準、執著及堅持，防止民間的意見被政府扭曲，反之亦然。哈伯瑪斯深信，沒有這種溝通理性的制約，實難以建立一公正程序，讓民主社會有效地運作。
因此，後七一青年的公民教育是一種理性再更新的教育，尤要先解構他們的功利理性，告訴他們溝通理性，與理想的公正標準，對民主社會建立的可貴。面對接著而來的政改及普選特首討論，我們實在需要更多的溝通理性，而不老是訴諸情緒發洩、咒罵或民族意志，凡此種種都無助建立一個民主社會。此外，面對後七一的挑戰，教會又可有想到自己應有的位置？面對後七一青年，我們又以什麼版本的公民教育及神學（civil theology）去建立他們，這都是教會急切面對的問題。
（作者為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大專部幹事， 於北角堂聚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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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訊》 第 44 期 200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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