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格拉底与耶稣之死
张 俊

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之死，存在着太多惊人的相似，也同样存在太多惊人的强烈对比。他们的死都来自宗教与政治两方面的审判，但苏格拉底之死根本是政治性的，而耶稣之死根本却是宗教性的。死，都是他们选择的命运和生存方式，但苏格拉底是为了理性、自由、城邦正义，耶稣是为了上帝的爱、救赎、新的国度。当所有人的生都通向死时，他们的生来自死。他们荣耀的死，一个作为智慧的选择，一个作为爱的选择；一个以反讽的方式，一个以受难的方式，正好开启了两种异质精神——理性的哲学精神，悲悯的基督教精神。


引言
司马迁云：“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 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死可以因善的抉择而配享历史的意义和荣耀。几千年来，曾有许多人因杀身成仁而名流千古，但其死本身可以作为精神历史事件，并持续影响、形塑人类思想与信仰方向的，迄今似乎只有苏格拉底和耶稣之死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并且，正如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所讲，“尽管由于双方面在民族和宗教体制上的对立存在着很大不同，但在基督教以前的整个古代时期，连希伯来人的古代时期也不例外，找不到一个比苏格拉底和基督更相似的人物”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人们一直对他们的死亡事件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兴趣，并总是试图对二者进行比较的根本原因。可惜，以往汉语学界对此二圣死亡事件的比较大都沦为一些浮泛之论，很少真正深入到二者死亡（审判－处决）过程、死亡原因的相似性及异质性的精细对堪，也无有意识发掘这两个死亡事件背后各自独立的精神历史意义。故而，今天重提这一古老话题，并不算完全过时。
苏格拉底的死亡事件(-399)与耶稣的死亡事件(32)，两幕真实的历史悲剧，其中存在着太多惊人的相似，也同样存在太多惊人的强烈对比。譬若二人面临的指控都是宗教和政治两方面的，但苏格拉底的审判根本是政治性的，而耶稣的审判根本却是宗教性的。又譬若二者之死，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生存方式，但苏格拉底死得宁静优雅，而耶稣死得凄惨悲壮。关于这一系列的比较，本文试图以“同构异质”(Heterogeneous Isomorphism)这一术语来作概括。也即是说，二者之死表面上许多悲剧元素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但根本上却存在着质的区别，因为二者之死面对的或由之开启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
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之死，历史的记录中往往存在着不同面貌，以致常常将研究者弄得满头雾水。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版本呢？考据家也许会兴趣昂然地罗列各类古典文献，然后武断地推测，这才是苏格拉底之死的真实情况，那才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本原面貌。专业的考据对于还原历史固然十分重要，但考虑到这里探讨的苏格拉底和耶稣之死是作为源初意义的精神历史事件，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哪一种记述才是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诠释。无疑，这一题域限定自然地把探寻苏格拉底之死的触角主要停留在柏拉图的对话（《欧梯佛罗》、《申辩篇》、《克里托篇》、《斐多篇》等），而把探寻耶稣之死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等）。诚如斯东所言，“理想中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创造出来的” ；我们也可以讲，理想中的耶稣是四福音创造出来的。凡理想，一定意味着超越现实或偏离实际，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一定不真实。实际上，从精神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不是历史的苏格拉底和耶稣，而恰恰是理想中的苏格拉底和耶稣才最接近思想史真实。

一
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耶稣，一开始他们都有自觉的民众精神导师意识。他们都不是在一个排他性的秘密小社团里以经院方式（书斋式）发表他们的思想，宣扬他们的主张，而是直接面向社会——“有教无类”地劝导人们选择善的生活，同时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和行为中践履自己的教导，作为一个崇高的榜样；最后，由于他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崇高地位，受到其国人的误解和妒视，成为他们自己的信仰和努力的殉难者 。
但苏格拉底作为民众精神导师，不同耶稣之处，在于他并非以一种教主权威姿态直接向城邦公民宣教。为了区别于庸俗的靠收取学费谋生的智者教师，他甚至绝决地公开宣称他不是任何人的老师（君子不器） 。但这并不能否决他有民众精神导师的强烈欲望和责任心，以及他作为雅典公民精神导师的实质。《申辩篇》中他自己承认，“不过，如果有人要听听我怎么讲，怎样执行我的使命，不管他年轻年老，我从来不拒绝。” 所以，在雅典的集市上，苏格拉底有大批的追随者（或学生），其中既有柏拉图(Πλάτων)这样的大贤高足，也有克里提阿斯(Κριτίας)这样的后来雅典民主派所谓的城邦败类。作为一位老师，苏格拉底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因为他的智慧吸引了三教九流的听众，而且其中不乏后来的俊彦硕哲。所以，十九世纪一位德国哲学家便不禁慨叹：

“古代没有一个哲学家像苏格拉底那样为自己以及为追求真理赢得了那么多才子；没有人像他那样发起了那么多家学派，这些学派各有特色，学说以及教学方法迥异，唯一联系着他们的纽带是他们都坚信自己的主要思想原则来自苏格拉底。有人说有九个，有人说有十个伦理即苏格拉底学派；这些哲学学派中，除了伊壁鸠鲁派，大概没有一个辜负了这个称号。”（学园派、麦加拉派、埃雷特里亚派、埃勒亚派、逍遥派、居勒尼派、犬儒派、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苏格拉底应该深谙此理，所以他从不轻易以老师自居，尽管他内心充满了教化雅典的激情。这不仅体现在他对老师这一称号的拒绝，更真切地体现在他的教化方式上。作为一位终身以思考为生存方式的大智，他曾在审判席上骄傲地宣称，他之所以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便是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而在实际的教化活动中，他确也是这样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一无所知的人，一个求知的人，以平等姿态向人（往往是他欲教化的对象）谦恭地提问，然后不断地追问，直到对方自相矛盾、理屈辞穷、信念动摇，或找出事实真相。这种特殊辩论教育方式，即鼎鼎大名的“精神助产术”。他这一辩论术，不仅是中世纪大学开创的提问－辩难(Quaestio)讲堂制度的先声，同时也是今天亟须深入探讨的辩论精神的源初形态。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温文尔雅又处处暗藏着反讽的陷阱，因为“反讽是一种伪装或谎言” ，是一种隐微术或隐微的说辞(esotericism),故让人常常捉摸不定苏格拉底的意图而迷失在思想和语言的陷阱里面。但反讽作为苏格拉底的智慧，实际上与其说它是一种语言风格或教化手段，毋宁说它就是苏格拉底的立场 ，正如说爱是基督的立场一样。苏格拉底的反讽以一种理想性要求审判并判决希腊文化及雅典城邦社会的方方面面，凡进入他的反讽逻辑漩涡中的人，在精神上无不被他看似无知的无穷尽的追问剥落得赤裸裸的，而他的智慧则愈是片鳞只爪、深不可测。苏格拉底辩论带来的那种精神赤裸，一方面强烈地吸引着众多年轻人仰慕他的智慧，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人恼羞成怒，如安尼图斯(’Ανυτος)，于是难免树敌众多 。这就直接为苏格拉底遭诬蔑起诉并最终被判死刑的命运埋下了伏线。
耶稣作为精神导师，则完全是一种无所不知的权威的教主式的口吻直接宣讲。他宣讲福音，哪怕预言“上帝的国近了”，也完全是一种绝对命令的语气。“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太7:29)。他甚至直言无讳地尖刻批评那些在既有宗教精神特权又有世俗权势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他们歪曲和否认上帝的话，并毫不留情嘲讽他们在信仰上是“瞎子领瞎子”(太23:16-24)。
众所周知，他是允许他的门徒称他为拉比或夫子的(约1:38、3:2、9:2等)。但是他表现出的权威实际上远不止于犹太教传统的拉比的权威。耶稣多次自称“人子”，而“人子”一词在公认最早成书的《马可福音》中就出现了十四次，在《马太福音》中更是高达三十余次。《马可福音》亦曾三次提及耶稣是弥赛亚或基督(可8:29、9:41、14:61-62)，其中最后一次甚至还是耶稣自己承认就是基督。耶稣亦多次宣称自己就是“上帝之子”（太10:32－33、11:27、16:17; 路2:49、10:22、12:8-9; 约5:19-47、8:12-38、8:54-58、9:35-37，等等）。当他宣称“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8:58)，并将他关于上帝的传言置于摩西和希伯来律法之上（如耶稣关于安息日律法的新传言，参太12:1-8、可2:23-28、路13:10-17等）时，“实际上已把自己置于摩西和律法之上了，因而他就不再是拉比，而拉比除了来自摩西的权威便别无其他权威可言；他也不再是一个继摩西之后的先知了” 。按照基督神学的传统解释，圣先知们、使徒们、甚至基督本人都确认，耶稣是由神性和人性组成的——神人二性位格合一。在基督里面，其人性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开始于玛利亚的，但他里面的另一性即神性则是在亚伯拉罕乃至人类之前甚至宇宙之前从永恒中来的。 正是这一永生中来的神性，赋予了耶稣这个人无与伦比的权柄。但犹太人看不到耶稣身上的这一属性，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人（乡下木匠约瑟的儿子），而当这个人胆敢藐视摩西与律法的权威并自称未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他时，他们无一例外会将之视为“渎神者”，而按照律法传统报之以石块(约8:59)。故耶稣之死是必然的，除非犹太人都能理解并相信他的身份宣告。但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同是作为民众精神导师，我们奇怪，为什么苏格拉底要装着一个一无所知的人去用问题引导他欲教化的对象，而耶稣则好像无所不知有至上的权威去直接向人宣教？智慧的苏格拉底难道不可以像耶稣一样以权威身份直接教化雅典公民吗？如果苏格拉底真像耶稣那样宣教，估计雅典人不会让他活到七十岁，他甚至会比耶稣更短命，他也不会赢得那么多追随者。因为，希腊人没有像希伯来人那样的以律法形式强制表现的神，苏格拉底也就不可能像希伯来先知那样援引上帝的成文法，更不可能像耶稣那样干脆自己以神的权威身份宣扬自己的新思想、新信仰。在多神崇拜的希腊，尤其是当时宗教怀疑主义已经抬头的雅典民主城邦社会，那里是不存在希伯来那样的绝对权威的专制话语语境的 。如果苏格拉底那样做，必然会被几乎所有雅典人视为一个神经质的智者，一个城邦危险分子。所以苏格拉底选择了反讽的对话策略来进行他的教化，此举颇类庄子之“以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 。但耶稣在希伯来一神教的律法权威传统中，他的权威宣教则无疑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尽管他为此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无论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Socratic dialogue)，还是耶稣式的训诫(didache)，他们都明智地选择了他们各自文化处境中最有效的教化方式。
与苏格拉底的看似温文尔雅的辩论不同，耶稣在他生命最后几年则完全是激情澎湃地宣讲上帝的福音或传言。而当耶稣旗帜鲜明地与旧宗教、旧信仰、旧权威乃至罪(Sin)作斗争并企图奠立一种新信仰（新约）时，我们看到，苏格拉底也在雅典公开地但却又是悄悄地进行着另一场革命，他的辩论术和反讽，正潜移默化地消解、改塑着雅典的旧文化、旧道德、旧政治，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哲学理性）正在他的导引下诞生。而凡是新生的，就难免会有分娩的疼痛。

二
苏格拉底和耶稣面对的指控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宗教的，一是政治的。据说是新精神的导师往往会成为神权和政治的公敌。但更深入的研究将会发现，苏格拉底之死根本上是政治性的，而耶稣之死基本上则是宗教性的。
苏格拉底正面受到三个人——美勒托(Μέλητος)、安尼图斯(’Ανυτος)、莱康(Λύκων) 的起诉，其控告的罪状主要有两条：苏格拉底不敬城邦神，引进新神；败坏雅典的青年 。前者是宗教的罪名，后者看似一项道德的罪名，但道德的罪名在民主雅典能致人于死地吗？其实后者根本指向的是政治的指控，甚至包括前者也只是政治指控的幌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为什么苏格拉底会被他那些政治的敌人罗织以宗教的罪名呢？这决非偶然。首先，雅典民主派在推翻三十僭主政权以后，宣布过大赦，故他们不能出尔反尔直接以政治罪起诉苏格拉底；其次，苏格拉底本人的确经常宣称他有一个“来路不明”的神明在冥冥中指示他的行动 ；再次，在雅典人心目中，苏格拉底长期被歪曲为一个自然哲学家和智者的复杂混合物，而自然哲学家因不敬神遭起诉审判在雅典是有先例可援的，譬如对阿拉克萨哥拉和普罗泰戈拉诸人的审判。故以此罪起诉苏格拉底可以说是再顺利成章不过的阴谋了。
古典学家特伦斯•欧文(Terence Irwin)曾这样分析苏格拉底所遭遇的这项指控：

他们的第一个指控是宗教方面的，而这一指控作出了两点控告。苏格拉底被指控进行有关上天的思考，这种思考导致他拒绝承认这一城市所承认的诸神；并且他还被指控引进了新的神祗。第一控告更重要。既使某些自然主义者曾经主张要描述，而不是否认，诸神与宇宙正义，但德谟克里特将它们从对宇宙的控制中排除出去；并且这种诸神权威的否定肯定会激起他们的愤怒。

于是他们把不敬城邦诸神，这一几乎是用于控告所有古代希腊自然哲学家的罪名，栽诬到苏格拉底身上 ，并希望借雅典虔敬公民之手除掉苏格拉底，让他永远闭嘴。苏格拉底在普通雅典人心目中那种自然哲学家和智者的漫画形象，正好也为这一指控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而他这一漫画形象的形成，则要归功于阿里斯托芬(’Αριστοφάνης)的《云》(-423)及其他一系列的喜剧作品对他的漫画式刻画。当然，喜剧诗人并无意中伤善良、和蔼、智慧的苏格拉底。如斯东所言：“ 苏格拉底成为喜剧诗人心爱的笑料，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名声不好。相反，这反映了他的名誉和声望。雅典人喜欢他们中间的怪物。” 苏格拉底当然也不会认为这是喜剧诗人故意丑化他，诬蔑他。从柏拉图对话中可知，他跟阿里斯托芬还是朋友。但无论如何，这种漫画形象确因喜剧的演出深入人心，并逐渐取代许多普通雅典人心目中那个实际的苏格拉底。这种误解在苏格拉底晚年的廿十年中，似乎也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而已，并没有见出什么可怕的后果，但一旦时机巧合，譬如苏格拉底最后遭遇的这场审判，这种误解便忽然成为致命的因素。这个危害，苏格拉底在申辩时也曾清楚地提到 。但是，更致命的是，这种误解并不是空穴来风，正如特伦斯•欧文所讲，“许多雅典人可能会同意阿里斯托芬的看法，并且发现希腊思想的两大主要潮流——自然主义与智者运动——对于宗教来说是唐突而危险的。他们发现他们的恐惧在苏格拉底的教诲的明显结论中得到证实。”
无论是柏拉图的对话录还是色诺芬的回忆录，都在试图竭力洗脱苏格拉底的这项罪名 。但是，关于这项指控是不是诬告的问题，这里的答案也许会让许多人失望，因为美勒托在苏格拉底追问到底是告他不信城邦神还是告他根本不信任何神灵时，道出了哲学家思想的真相：“我认为你根本不信神灵。” 亦如刘小枫《刺猬的温顺》中所讲，“哲人并非与这个神不和、与那个神不和，而是与所有的神不和。” 尽管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固然对此指控有成功的反驳，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也没有自己说不敬城邦神，甚至还劝导雅典人信神。可仔细勘察苏格拉底的对话，读者自会发现他的显白说辞(exotericism)后一切用心都是劝导人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仰求于神。资质欠佳的色诺芬可能和大多数普通门人一样，显然被苏格拉底式反讽(Socratic Irony) 表面的显白教诲蒙蔽了。那也许有人会问，那苏格拉底公然宣称的那个冥冥中引导他的神明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不是神吗？考据家也许还会用心良苦地推测出这个神明就是俄尔甫斯教的狄奥尼索斯，苏格拉底引进城邦的新神即是他，苏格拉底是俄尔甫斯教徒。无可否认，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曾受到这个希腊神秘宗教（作为民间宗教与官方化的奥林波斯教相对）的影响，譬如他们的灵肉二元论甚至包括以此为理论根基的理念论，便渊源于该教教义。但因此就武断推测苏格拉底时常念叨的神明就是酒神狄奥尼索斯，难免草率。苏格拉底崇尚的是理性原则，怎么可能奉一个自由不羁、浪漫狂放的酒神？其实稍留心苏格拉底讲的神明导引他所做的事情，就不难发现，这个新的神祗是人的理性！如果一定要称它为神，也只是个理神，而非古希腊传统中所神人同形的(anthropomorphic)神。苏格拉底关于他与理神的感应关系的宣称，直接开启了西方哲学以人的有限理性感通或揭示无限真理的传统，即“人（哲人）能在任何时刻参与到这一真理中，无论是真理自身行动的结果（‘神圣启示’），还是通过人自己的努力去理解（柏拉图式的‘智性直观’），这一努力唯一的条件就是其做出这一努力内在的‘禀赋’，而不管他可能处在什么空间（国家）什么时间（历史）” 。哲学的究极真理的话语正当性由此得以确立，真理于是不再为神学（包括占卜术）所垄断。
不敬城邦神，引进新神，看起来是对苏格拉底的最为主要的指控，并且败坏青年似乎都是附带的 。前文也论证了苏格拉底确实不信神灵，尽管他不像自然主义哲学家那样公然地反对神祗，倡导无神论。但这一宗教指控，确乎不是苏格拉底审判的真实原因。如前所述，这只是苏格拉底的敌人们不得已罗织的但却是一个漂亮的罪名。宗教审判说到底只是一个阴谋，是政治审判的一个幌子。
败坏青年，通常意义上人们视之为道德谴责，但当其成为一项指控并最终将苏格拉底推上死刑宣判席时，它的本质便昭然若揭了——这是典型的政治指控。
苏格拉底坚决否认他向雅典的青年灌输了邪恶的思想，败坏了他们 。他的追随者中也的确如他所讲，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控他。那么这项指控是莫须有的了。站在道德立场上，的确可以这样讲。但这项指控却导致了苏格拉底的死刑，可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指控。也许正如珂类斯特(Anton-Hermann Chroust)所讲，“苏格拉底的审判恐怕是‘政治审判’，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党派审判’，尽管已恢复的民主制各派，借助无关痛痒的表面指控，成功掩盖了这些诉讼的真正目的和性质。” 众所周知，无论是柏拉图还是色诺芬都没有点明苏格拉底之死的政治原因。但《申辩篇》里苏格拉底反驳他的仇敌指控他毒害青年的一个证据——三十僭主之一的克里提阿斯是他的学生，却透露出他的真实死因。尽管判定苏格拉底是一个宣扬僭政的反城邦和反民主的雅典政党人物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非常草率、武断的事情——正如《申辩篇》中他反复强调的，他一直努力与雅典城邦政治保持距离 ，但苏格拉底的教导却是雅典民主制的心病。因为当他这只牛虻(μυωπός)叮在民主雅典这匹肥马身上时，他温和的“哲人王”政治理想教导中很难不包含有许多僭政的倾向，尽管柏拉图和色诺芬对此好像讳莫若深。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曾经宣称，他不参予政治，是为活得更久，以便为正义公道而斗争 。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则宣称，其不从政则是为了培养更多人从政，以便起到更大的政治作用 。可见，他的教导的目的是为了城邦的正义，而这是哲人在雅典城邦民主制日薄西山的时候作出的人生抉择。故就政治斗争而言，苏格拉底之死并非全是莫须有之事。他自己也非常清楚做一只牛虻随时都有被一掌拍死的危险 。
苏格拉底之死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但其悲剧意义何在？尤其当他又是教诲僭政而被划定为民主制的敌人的时候？这里，列奥•施特劳斯的分析值得参考。他讲，当苏格拉底被指控教导学生成为“僭主”，这无疑是由于把一个理论命题当作实践计划的流俗误解造成的。不错，理论命题自身必然会妨碍接受它的人对雅典民主的绝对忠诚，也就说它会动摇他们的信念，不再相信民主制是最好的政治秩序。它会阻碍他们成为民主制下的“好公民”。列奥•施特劳斯也认为，苏格拉底对僭政的接受解释了他为什么被雅典的公民同胞怀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什么被判处死刑。但毕竟接受关于僭政的理论命题是一回事，公开宣讲它又是另一回事。苏格拉底并没有公开赞扬僭政，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公民哲人”，他首先是一个雅典城邦公民。 这种自觉的身份认同，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被判处死刑后拒绝逃走的生命抉择。
苏格拉底不是政治家，但他却是政治哲学的奠基者 。他的政治哲学和僭政学说倾向使风雨飘摇中的民主派神经紧张。面对他的潜在威胁和由之带来的恐惧，民主派不得不阴谋策划对他的审判。当然，这里也并不排除审判其实是雅典民主派为他们在三十僭主统治时期所受苦难复仇的一系列政治清算之一。而苏格拉底的悲剧在于，一生作为一个拒绝亲自实践的政治哲学家，几乎从不关心城邦具体的政治事务，他却必须付出一个政治实践家需要付出的代价。看来，他不从政原为躲避政治迫害的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认可斯东的讲法，“审判苏格拉底是对思想的起诉。他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第一个殉道者。”
与苏格拉底一样，作为社会传统习俗的异端，耶稣也面临两项指控，一方面是来自宗教的，一方面是来自政治的。虽然耶稣直接因后一指控被钉十字架，但其受控根本上却是宗教的原因，对他的政治指控只是犹太祭司们借用的屠刀。 他的死，根本上是他与法利赛人的神学冲突导致的。
根据福音书，耶稣被捕后不到一天的时间里，面临当时犹太人的三大最高权威——大祭司该亚法(Caiaphas)、罗马巡抚彼拉多(Pontius Pilate)、希律王安提帕特(Antipater)的审判。这个希律王是个懒惰懦弱且圆滑的犹太诸侯，由于他认为耶稣不过是个神经病而拒绝对耶稣定罪（路23:11），故实际上耶稣只是面对两个权威——该亚法（宗教权威）和彼拉多（政治权威）的审判。这与苏格拉底同一场审判面对同一群雅典公民同胞遭遇两项指控有所不同，耶稣必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审判庭分别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敌对势力与指控。
该亚法是当年的大祭司，主持了祭司长与全公会对耶稣的审判，并最后出面将耶稣解送至罗马巡抚彼拉多处，对耶稣进行政治诬控，迫使彼拉多下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真正策划谋陷耶稣者却似乎另有其人。这人便是该亚法的岳父大祭司亚那(Annas)。他也许便是下令逮捕耶稣并罗织罪名陷害耶稣的主谋，该亚法其实都受他幕后指使。无论如何，他们这一干犹太祭司保守势力组成了最高宗教法庭，为耶稣罗织了渎神的罪名（太26:57-68; 可14:53-65; 路22:66-71）。按照摩西律法，渎神者本该被乱石打死，但耶稣所在的时代，犹太已臣服于罗马帝国，祭司不再享有生杀予夺的特权，任何死刑都需要得到罗马当局的批准（约18:31）。所以，他们便不得不将耶稣押解到彼拉多那里，让他来判耶稣死刑。
耶稣“渎神”是子虚乌有的，如果你相信耶稣的传言的话。他是基督，作为神子来宣告上帝的国近了。但犹太祭司们却极其憎恶、恐惧这种传言，因为它不断地在否定传统和他们的精神权威。他们根本不认可耶稣作为基督的权柄。耶稣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个异端，一个异想天开的乡下木匠。故而当他们诱使耶稣承认自己是个神子时，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宣判他是个罪该万死的渎神者。这项罪名在犹太教中是极其严重的，由此虽然祭司们无权直接处死耶稣，但一旦他们为耶稣罗织了这样的罪名，就争得了耶稣审判事件上的道义正当性。尽管“渎神”是旧宗教领袖对新宗教领袖的诬蔑，但也不可否认，耶稣信仰的宗教精神本身的确包含有对旧的宗教精神、传统、权威的挑战甚至颠覆。因而他被旧宗教权威们指控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其实他个人的悲剧首先不在于他为宗教信仰殉道，而在于他为新信仰的缘故却不得不背负政治犯的罪名上十字架。而犹太祭司们所应遭受的道义谴责也正在于此。
当耶稣被带到彼拉多面前时，狡猾的祭司们知道罗马人不会真正关心他们宗教的内讧（那时候罗马人对待宗教十分宽容），这样他们就很难说服彼拉多处死耶稣。所以，他们就诬告耶稣自立为“犹太人的王”，是个叛乱者（路23:2）。这种政治罪对彼拉多来讲是非常敏感的，他不得不格外谨慎。从福音书可知，彼拉多无意于处死耶稣，但作为一个罗马帝国的封疆大吏，他十分担心，如果释放了耶稣，则极有可能被密告到罗马宫廷，恺撒会怀疑他纵容包庇叛乱者，意欲谋反；或是激怒犹太祭司阶层引发犹太人的叛乱。这两种情况无一例外都会影响他的政治生命。如果不释放耶稣，他也怕引发耶稣追随者的叛乱。故而彼拉多世故地将处死耶稣的决定权抛给希律，希律不受理，他又抛回给犹太人。为此他拉出十恶不赦的杀人犯耶稣•巴拉巴，让犹太人选择赦免其中一人。结果犹太人在大祭司的煽动下，释放了巴拉巴，彼拉多于是不得不下令处死耶稣。由此，耶稣是作为政治犯，一种类似犹太爱国党人叛乱者首领身份被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他的十字架上，按照彼拉多的旨意，用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三种文字刻着这样的牌子——“犹太人之王拿撒勒人耶稣”（约19:19）。
耶稣的确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王（太27:11；可15:2；路23:3），但正如他之前所教导的“恺撒的物当归恺撒， 神的物当归 神”（路20:25），他宣称，“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人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约18:36）耶稣并不是世俗王国的王，而是救赎王国的王，天国的王。但这一点，作为一种崭新的信仰精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甚至包括他大量的追随者。
公元前后的犹太民族，经历了几百年的异族压迫和奴役，在多少次民族起义被无情镇压之后，现实苦难和上帝应许间的巨大张力迫使他们渐渐放弃对现实公义的信仰，转而期盼未来上帝公义的实现，这就直接催生了先知预言的弥赛亚信仰。他们相信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弥赛亚，一个来自的神的使者，拯救他们脱离现实的苦难，建立一个新的国度。正如莫尔特曼所观察到的，“在当时的社会中，既没有不带宗教的政治，也没有不带政治的宗教” 。由于他们的弥赛亚信仰和运动与其民族苦难密切关联，故而当时犹太民族的弥赛亚主义是典型的政治弥赛亚主义。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救世主显然不止是一个精神导师，其必然也是一个像大卫王一样的政治领袖，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拯救他们脱离异族的压迫，建立一个新的犹太王国。所以当耶稣宣讲他的道时，许多人包括他的门徒并没有真正理解他并非当时流行观念中的那个弥赛亚——这也可解释为什么福音书中，耶稣从未使用“弥赛亚”称呼自己，“因为这样会让他的听众联想到一位地上的君王和一个新的政治家” 。但这种普遍的误解在耶稣在世时没有得到澄清。所以，仍然有许多身怀短刀的犹太爱国党人（如西门彼得）追随于他，最多的时候竟使追随者达五千人之多，这些追随者大概都有一个愿望，即希望他自立为王，起兵反抗罗马（约6:15）。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彼拉多虽明知耶稣是受到祭司们的“嫉妒”、诬陷（太27:18；可15:10），也不得不考虑这个潜在的反叛者头领的危险性。故而，耶稣作为政治犯被钉十字架的悲剧也同世人对他的神圣使命的误解相关。祭司们正是利用了这一误解和政治斗争的敏感性，迫使彼拉多就范，顺利达成他们借刀杀人的目的。
与苏格拉底之死正好相反，苏格拉底之死是政治性的，却偏偏拉宗教审判作幌子；而耶稣之死明显是宗教性的，但却恰恰以政治审判作屠刀。二人的审判的真实面目表明，苏格拉底是个政治哲学家，所以他不得不面对政治的逼迫；耶稣是个宗教改革家，所以他不得不面对宗教的扼杀。他们选择的生存方式本身已决定了他们的宿命。

三
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耶稣的审判，都明显是误解和诬陷。但奇怪的是，二人在审判中面对自己遭遇的不公，并没有真正努力开脱自己，以求得生存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都毅然选择了为信仰和理想赴死。当然，二者的信仰和理想是不同的。苏格拉底的信仰是理性的尊贵和自由，耶稣的信仰是上帝的爱；苏格拉底的理想是城邦的正义，耶稣的理想是末世降临的新天新地。而面对审判，二者的态度也明显存在差异，苏格拉底选择了申辩，只是这种申辩最后在智性的骄傲推动下，变成了自杀式的辩护；耶稣则一开始就选择了放弃为自己的生命作任何申辩。这或许便是人与神，两种精神的差异吧。
苏格拉底其实应该有多种方式或机会来避免死刑，甚至是避免被起诉。但他一次也没有利用，不仅没有利用，反而故意激怒法官和陪审团，把自己推到死刑的绝境中。现在唯一可以解释这一切的，就是他作为哲人的骄傲，对理性和自由的信仰。
苏格拉底被传上法庭受审，是按照雅典惯例的优雅方式进行的，也即是说此前没有针对他的人身监控。希腊的法律惯例，受到死刑控告的公民可以选择exsilium（自我流放），逃避审判，或者在审判后逃避死刑。所以，他完全可以选择出走的方式来逃避审判。自然，一开始苏格拉底的审判并没有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大概很少人会想到这场审判最终会以死刑来作为结局，包括苏格拉底和那些状告者。因而，为这样一场看来荒谬透顶的小官司而选择在古稀之年流亡，这在苏格拉底大概是不能想象的。如克里托对苏格拉底所讲的，“首先人家提出控告你出庭受审，你本来可以设法免于出庭” 。他所谓的设法，即是出钱使原告松口撤诉——“你难道没有看出，那些告发人是很穷的，不用很多钱就能把他们的嘴堵上？” 这是另一种避免出庭受审的方法，但这种世俗的做法，显然与苏格拉底平日的高尚的道德教导格格不入，他是定然不会做的。所以他这样答复克里托：

我们首先必须考虑是不是应当照你说的那样做。因为我不但现在奉行、而且一贯遵守的原则是听从道理，凡是经过研究见到无可非议的道理我就拳拳服膺。我不能由于遇到灾难就把自己所讲过的道理抛开，我认为那些道理还跟过去一样真实，我仍旧跟过去一样重视它们，尊重它们。

正是对操守原则的坚持，使他坦然面对灾难，毫不退缩。苏格拉底一生都在不停地与人辩论，一生都在申辩，以他的辩才无外，他会畏惧与人对簿公堂？他也许正好把法庭作为他最理想的辩论场所，因为来自雅典各处501人的陪审团可是一群不错的听众！此外，他可能认为这只是一场诬告的闹剧，自恃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根本就没把这场审判放在心上。这便是他讲的，“我一生一世没有做过不义的事，我以为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申辩了。”
其实审判中，在法庭投票宣判苏格拉底有罪之前，只要他主动提出放弃他的哲学生活，他便可以获得当庭无罪开释。但他却告诉雅典公民，“现在神灵给了我一个岗位，这是我深信而且理解的，他命令我终生研究哲学，考查自己并且考查别人，如果我由于怕死，或者由于其他顾虑，擅自离开了职守，那就坏了。” “雅典的公民们，我敬爱你们，但是我要服从神灵胜过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有口气，还能动弹，我决不放弃哲学，决不停止对你们的劝告，停止给我遇到的你们任何人指出真理。” 这个神灵，便是让苏格拉底变得如此顽固不化的神圣道德命令——“他行事的时候该当思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自己做得对不对，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个绝对命令是不考虑个人利害的，它只关心正义，这锻造了一个德性上刚硬无比的苏格拉底——“我行我素，虽百死而不悔！”
当他以二百八十一票对二百二十票的微小劣势被法庭宣判有罪之后，他本可以有机会主动提出流放，或缴纳一笔可观的赎金获释的。但他非但拒绝这些条件，还宣称自己是神明赐给雅典的恩典，自己的哲学对于雅典人的教育居功甚伟，理应受到城邦的礼遇，余生都要免费在国宾馆(πρυτανείον)用餐，受雅典的供养。正如斯东所描述的：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马上收回了这个小小的玩笑，但已经无法挽救了。然后他又建议罚款，但为数之少，只有一迈那，所造成的后果一定是同样令人反感的。他自己的弟子们都大吃了一惊。柏拉图告诉我们，他的弟子们，包括他本人，都央求苏格拉底提出一个比较说得过去的数目作为罚款。于是苏格拉底改为三十迈那的银币。他告诉庭上，“这里的柏拉图，还有克里多，克里多布利斯和阿波罗多勒斯都告诉我建议三十迈那，说他们愿意作保。”有四个弟子一起作保，说明这笔罚金为数不少。要是苏格拉底一开始就提出罚金数为三十迈那，在定罪表决时他的两派意见势均力敌的陪审团也许会认为差不多足够了。但是苏格拉底原先提出的两个反建议一定使得陪审团觉得苏格拉底在开他们玩笑，蔑视这次审判，事实上他的确是这样。一定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次最后的又是不情不愿的三十迈那罚款的建议要想讨好陪审团已是太晚了。

苏格拉底对法庭的蔑视激怒了雅典公民。按照第奥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记载，最后陪审团竟以三百六十一对一百四十票的优势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这即是说，原先有八十票甚至不认为他有罪的陪审员，都主张将他处死。可见，苏格拉底的申辩不仅不是自我辩护，简直就是自杀！但为什么苏格拉底要选择这条自取灭亡的道路呢？难道是他晕头了不成？在死刑定罪之后，苏格拉底那段慷慨激昂的自辩辞告诉了我们答案：“我并不认为我在危险之中应当去做那不配自由人做的事，现在也不懊悔自己作了那样一个申辩，倒是宁愿作了那种申辩而死，不愿作出另一种申辩而生。” 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苏格拉底这样是为了尊严地生存，自由地生存——“我们应当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活着，而是活得更好。” 支撑他的是作为哲人的智性骄傲。出于同样的理由，让他在监牢中拒绝了门生故友企图帮助他越狱的计划。虽然死刑判决是不公正的，他也曾蔑视城邦与法律，但他却不愿以另一种不正当来反抗自己遭遇的不公正，他争辩说，公民有义务忠于城邦并服从法律 。他宁愿以怨报德，而这恰恰以他的命运对雅典民主构成了最强烈的反讽。这一反讽因为他的死亡事件成为一个亘古的政治哲学话题，从而为他作为城邦牛虻的使命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那些对他求死态度气闷不已的门生，绝不会想到他们敬爱的先生会有这样的阴险。所以，《申辩篇》最后一节他对雅典的诅咒（预言）寓意深远，那绝不仅是一个绝望的老头临死的谩骂。
如果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哲人与城邦的冲突（城邦与人是政治哲学的主题 ），耶稣的审判则是神与人的冲突。神的悲悯仁爱为人所拒绝，神（子）因为人的原罪而受难，这时人的罪扩展到极限，神的爱也扩展到极限。整个受难的过程，虽然是从客西马尼园的秘密逮捕开始的，但耶稣受难赎罪使命的最终实现，却是通过审判的程序。当然，审判本身也就是耶稣受难的过程。
圣经描述的耶稣受审，始终充满着恐惧的黑色气氛。虽然，耶稣此前已多次预言过自己必死（太9:14-17、20:17-19、26:1-2、26:11；可2:18-22、9:30-32、14:7；路5:33-39、24:7；约8:21、12:7-8、13:33），但客西马尼园的被捕表明，耶稣将经受的考验，是比死更大的痛苦。首先是犹大的出卖，然后是晚餐时还信誓旦旦的门徒鸟兽四散。从福音书可知，耶稣被捕受难的时候，除了一些妇女跟随他，他的门徒中就只剩下彼得和约翰远远地跟随他，前者还如耶稣所预言的，三次不认主（太26:69-75；可14:66-72；路22:54-61；约18:15-27）。门徒的出卖和背弃，在他精神上留下的创伤无疑远远深于他肉体所受的伤害。
但这条道路他深信是他唯一的道路，惟其如此，才能成就救赎的十字架。所以，当面对审判时，他没有真正地申辩，他以长久的沉默接受着命运的一切安排，也接受着原罪带来的世间一切痛苦和黑暗，包括人对上帝的谋杀！他偶尔的对审讯的简扼答复，无疑都是在为自己的牺牲铺路。首先，在大祭司的宗教法庭上，他明知那样会留给人定他“渎神罪”的把柄证据，还义无反顾地承认，自己就是神子（太26:57-68; 可14:53-65; 路22:66-71）。其次，在彼拉多的政治法庭上，法利赛人告他谋反，他便在彼拉多面前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王（太27:11；可15:1-3；路23:1-3；约18:33-37）。
耶稣实际上从被捕到审判的过程中，有三次逃生的机会。第一次是西门彼得抽刀保护他时，被他制止了。当时夜色昏暗，他的门徒几乎都成功走脱，可见他要逃走不是不可能的，况且有人拼死保护他。第二次是在希律王安提帕特处，这个犹太侯王十分好奇耶稣所施的神迹，如果此时耶稣肯略施神迹的话，希律必定会开释他。虽然希律不是当时犹太的最高政治权威，但毕竟是加利利人耶稣的领主，他有权对其属民的命运作出裁决，何况这是彼拉多“授权”给他的（路23:6-7）。这位希律王本身大概也并不关心耶路撒冷的政治，因为这里并不是他的辖区；至于宗教，他的父亲是个著名的不敬神者，相信他的虔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耶稣最后一次逃生机会是在彼拉多处，或许是因为巡抚夫人本身是一个秘密基督徒的缘故（太27:19），或许是被告者那高贵而安详的神态打动了彼拉多（太27:12-14; 可15:3-5），或许是明白了耶稣所谓的王国不是世俗的而是宗教的王国的缘故（约18:36），这位巡抚对耶稣抱有同情，故曾有意搭救耶稣。但耶稣却决不开口为自己申辩，这让彼拉多犯难。因为没有耶稣的申辩作为证据，故他宣布没查出耶稣任何罪行（太27:22-23；可15:12-14；路23:14-16；约18:38），就被群情骚动的犹太人顶回。于是，为了避免牵扯到犹太人的政治阴谋中引火上身，他不能对这位被称为“犹太人的王”的“义人”过于宽容。“这位长官想出一个能调和自己情感与那帮狂信之民——他已一再感受到他们的压力——的要求的权宜之计。” 即根据当时犹太逾越节当局总要释放一个犯人的习俗，从牢中提出杀人犯耶稣•巴拉巴，让犹太人在二者之间自行选择一个释放，结果盲从而狂热的犹太人在祭司的煽动下，高呼释放巴拉巴，于是耶稣上十字架的命运便不可逆转了。在某种程度上，耶稣最后的审判也是民主的公决。不过这跟苏格拉底的审判不同，它不是反讽，而是象征耶稣为所有人牺牲。
耶稣以高贵的宽容和沉默顺从了命运，他甚至临死还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这完全是因为他的救赎使命是爱，他本身就是爱的化身。而在他心里，却为耶路撒冷流泪——为人的罪流泪。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苏格拉底却是警告雅典，责备劝告、谴责雅典。他不会为雅典流泪。 两种申辩，虽最终都是走向死亡，但前者表现的是神高贵的悯爱，后者却是牛虻哲人（刺猬哲人）的反讽。

四
死，是他们一生所做出的最重要的选择。无疑，他们选择死都是以德报怨。死，最终成为他们最完美的存在方式。因为，死使这两个最完美的人又添了一重神话；在那些爱戴他们的人们眼中，死使他们摆脱了所有俗世的缺陷。这种神化，让门生有了追忆、描摹老师的意愿，这也就随之产生了解释他们的渴望 。由于解释，从柏拉图对话录和福音书开始，便直接催生了两种伟大的人类精神传统。
这两种精神的最初透显，从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差异上也可管窥一二。苏格拉底之死是为了殉道，耶稣之死是为了救赎。
在《申辩篇》中，虽然苏格拉底在被宣判死刑后的自辩辞中措辞激烈地抨击了雅典人，但随后依旧优雅泰然地面对死亡这一命运。为了正义和智性的骄傲，他拒绝了门生关于逃走的友好建议，并平静地劝说他们相信，死是他最好的选择：

如果我们用另一种方式考察，那就会看到很有理由希望死是一件好事。因为死的状态中有两种可能：死可能是绝对的虚无，死者全无知觉；死也可能像人们说的那样，是灵魂从这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死是毫无知觉，像一场没有梦的熟睡，那就是进于绝妙的境界了……另一方面，如果死就是从这里迁居到别处，如果传说无误，所有的死者都在那里，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法官们？一个到了这个世界，摆脱了这一班所谓法官，遇上了那一批据说在那里秉公审案的真正法官，像弥诺（Μίνως）和拉达满多（ραδάμανθυς），艾亚哥（Αίακος）和德黎布多雷谟（Τριπτόλεμος），以及其他生时为人正直的神人们，这一移居岂不是非同小可吗？你们能跟俄而部（’Ορφεύς）、穆赛欧（Μουσαίος）、赫西俄陀（‘Ησίοδος）、荷马（‘Ομήρος）相见，是不是幸福……

苏格拉底心中有一条牢固的德性论信念：“一个好人无论在生时还是死后都不会遇到不祥，神灵并不忽视他的幸福。” 他认为他的神明既然没有阻止他选择死，而他又是一个有德之人，所以死掉会是一个好的结局。正因为如此，他不仅要让人相信他生是最幸福的人 ，死后也会享有快乐和幸福，那绝非他安慰人的空话 。由此他在申辩的最后敢于冷静地宣告：我去死，你们去活。
最后时刻，苏格拉底平静地沐浴、平静地交待后事，然后当傍晚时分典狱官的仆人端来毒鸩时，他一刻也不延搁，问过服毒的程序后，便从容地接过杯子。原本他还想如平常一样洒出少许酒来奠神的，但得知毒药的量并无多余时，苏格拉底说：“我懂了。但是我想我可以而且必须向神灵祷告，祈求去得顺当；我现在做这个祷告，但愿得到允许。”他说这些话时就举起杯到唇边，爽快地、安静地一饮而尽。 当周围的人都沉不住气时，他却安慰他们，并开始踱步，快走不动就躺下，静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正如斐多所描述的，“我并不感到面对至友临终时的那种悲恸欲绝，因为这人显得非常幸福，艾克格拉底啊，他言谈举止都很安详，是很从容、很高尚地辞世的。”
最饶有意味的是哲人临终前的最后一句遗言：“克里托，我们还欠阿斯克雷皮阿斯（Άσκληπιός）一只公鸡。还了这个愿，别忘了。” 历史上许多人都试图对这句奇怪的遗言作出解释，他为什么至死都不忘要向医药神阿斯克雷皮阿斯献祭一只公鸡呢？这在古希腊据说一般只在大病初愈时才做的。最贴切的解释是他要感谢那杯毒鸩，因为这位神祗据说也掌管毒药。他不会是要向雅典人证明他是敬城邦神的吧？——也许显白的教诲正在于此，他要让普通雅典人知道他的冤屈。但如果苏格拉底只有这层用意，恐怕也没有人对他这句话感兴趣了——苏格拉底也就不成其为苏格拉底了。那他到底有什么隐微的意图？他是要庆祝他的彼岸幸福或是自由？也许如此，但首先宁可相信这是苏格拉底最后的反讽。他是要让陷害他的人知道，他们将他判死没有败坏他，反而成就了他，作为一个哲人。正如他所说，“一般人大概不知道，那些真正献身哲学的人所学的无非是赴死和死亡。”
“苏格拉底需要鸩酒，就像耶稣需要十字架一样，来完成一项使命。” 他的使命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哲人，却没想到他的死在民主身上留下了污点；正如耶稣的使命是作为神子来救赎世人，却没想到他的牺牲给人（尤其是犹太人）又留下了罪孽。
耶稣之死，作为救赎必需的代价，是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受难的痛苦历程。正如莫尔特曼所讲，“耶稣死时显然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最为深邃的恐怖。” 这与苏格拉底的镇定自若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圣人苏格拉底在众多门生故友的陪同下从容优雅地死去，作为神子耶稣却在被弃的孤独中卑贱惨烈地死去。这一静一动，亦正好表征了理性精神与信仰精神的异质性。
耶稣的死亡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虽然从被捕到在十字架上停止生命不过一天不到的时间，但他所承受的肉体与精神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双重痛苦足以将这一天延长到永恒。鞭笞、荆棘箍头、钉十字架等诸多暴虐带来的肉体的折磨尚且还是次要的，因为它们没法击倒耶稣精神上的坚定信仰。唾骂、戏弄、门徒的出卖和背弃同样令他精神痛苦，但也不曾令他动摇。而真正让他觉得忧伤难过、痛苦莫名的是他与父神那种独一无二的团契将在十字架上裂碎，他将被父神抛弃，虽然他明知只有被弃才能真正回到父神身边，并让人与神复合——人才不被神抛弃。而这一痛苦，从客西马尼园的第一声祷告到各各他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声呻吟，一直贯穿他受难的全过程。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听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太26:36-45；马14:32-41；路22:39-46）临终前他痛苦地大声呼喊：“Eloi, Eloi, lema sabachthani（我的 神，我的 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马15:34）为神所弃，才是他最大的痛苦和受难，而这，恰恰也是被逐后人最大的痛苦和受难。只有承受住这种天地都难堪重负的人的痛苦，耶稣才能顺利完成救赎的十字架使命。只有当他承受了这一痛苦，他才能功德圆满地宣布“成了”（约19:30），并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神，等待复活让他与父神的亲密团契重新得以建立。
如果说苏格拉底临终遗言是一个潜在的反讽，我们看到，耶稣最后的遗言则是一个正式的宣告。它宣告道成肉身作为赎罪祭牺牲的爱的使命的完成，也即宣告耶稣血淋淋的牺牲是新的救赎或新约的缔结 。
而不论是苏格拉底还是耶稣，他们的死都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的诞生。亦正如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临刑前一天对难友所言，“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之前几个月，他的书信中亦曾讲，“我们的欢乐隐藏在苦难之中，我们的生命隐藏在死亡之中。” 他所讲的，用于这两位古代先辈身上再恰当不过。因为他们是真正向死而生的人。无论是劝世的哲人，还是救世的神子，当所有人的生都通向死时，他们的生来自死。他们荣耀的死，一个作为智慧的选择，一个作为爱的选择，正好开启了两种异质精神——理性的哲学精神，悲悯的基督教精神。这两种精神在以后的两千年中相互砥砺，不断磨合，又不断分化，无论在哲学还是神学中，都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但正是这种痛苦挣扎，成为西方精神保持生命力的活水源头。很难想象，缺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的历史精神性的死亡事件，世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没有他们极具精神象征意义的死，就不会激发他们诸多门生才俊的追忆和解释；而没有这些文字记录（苏格拉底和耶稣都没有撰述存世），就不会形成经典传统，也就不会形成后来看到的由经典诠释历史支撑起来的精神统绪 。现在谈论的两大精神传统——理性精神传统和信仰精神传统，缺少任何一方，西方文化就不会走到今天成为全球性的主流话语从而根本地同化并改塑非西方世界。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一种文化或精神传统，如果缺乏竞争和砥砺的环境，很容易便会走向衰落，这一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已给出了充分的论据。

结语
古希腊神话中建筑师和雕刻家代达罗斯之子伊卡诺斯身装蜡翼，在飞近太阳时蜡遇热溶化，坠海而死。他的飞行无疑是悲剧性的。 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之死与之极其相似。苏格拉底和耶稣都是身着蜡翼向日飞行的人。不过他们的悲剧性，除了一般悲剧那种由积极价值毁灭带来的悲哀性，尚有一种超越悲剧本身的地方，即是他们的死亡和毁灭恰恰又是更高价值的诞生。正如前面所讲到的，他们的死通向生，他们以生命的价值毁灭换取的是更宏大的人类精神的更新。他们的死只是面对传统的否定性精神的必然代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之死都可以说不是悲剧。这里，我们宁可称之为壮丽的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