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１世纪 vs. 改革宗教会
2006/12/05 08:57
林瑞隆 牧师
邱真慧 记录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有些人心理上难免有世纪末的阴影，认为这个世界和历史快要了结，所以人类社会也没有什么前景和盼望可言。但有更多的人，因为不确定末世是否必然来临，所以淡然处之；不过，他们对是否必须面对二十一世纪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对他们来讲，世纪的交替只不过是时间的流程而已，不见得具有特殊意义。然而，也有一些人在面对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努力思考如何准备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些人通常对历史是有深刻感受的。
教会是历史的存在之一，和历史有密切关系。教会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产生，也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经历生成变化。因此，教会对历史应该是有深刻感受的。不了解教会历史的人，只看到教会里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了解教会历史的人，却能从事件中看出深度的历史意义，并得到启发或教训，以便更稳妥地走入前方的道路。基督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件大事，就是发生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个运动的产生，和当代改革运动者的历史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也表现在他们强烈主张的「回归圣经」的信念上。改革宗教会则是这个重要运动所生的产物。但这个产物，严格说并非另类教会；这个产物的重大意义，在于她直接挑战了教会自身的本质和存在意义、价值、以及信仰的真实性等这些问题。
宗教改革运动分裂了教会，却未曾使教会死亡，反倒使教会如浴火凤凰般地重生，有更活泼的生命。对具有相当悠久历史的传统教会而言，改革运动是一种危机，因为她必须面对严酷的挑战和被击倒的可能；但对基督的真教会来说，这个运动却是一种转机，使她得以脱离迟滞、僵化、甚至腐败的困境，而努力思考怎样重新定位、反省、改革、再出发。今天，二十世纪末的改革宗教会在经过了四百多年历史的型塑，也逐渐浮现出迟滞、僵化、甚至腐败的问题。在过完了这被称为「极端的年代」的二十世纪，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前的一刻，改革宗教会应该有所反省和思考。这个历史时刻，是今日改革宗教会面对的一个挑战，同时也可能是一个转变的契机。
要探讨改革宗教会在面对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处在台湾社会这个特定的时空情境中所可能有的契机之前，应该先对教会的本质、存在意义、和所能扮演的角色有个基本了解。
一‧教会的本质、存在意义、和角色：
彼得前书二:9清楚地指出「宣教」是教会的本质，而这也是教会根本的存在意义。不能或不愿意宣教的教会，可以说就是丧失了存在意义的教会。同一处经节也指出了宣教的终极内容和上帝的拯救有关。所以本质上，宣教乃是「上帝的宣教」（Missio Dei），不是教会的宣教，因为只有上帝才有能力施行拯救。此外，上帝的救恩也是透过教会告白为「主」的基督耶稣而来，在这个意义上，教会可以说是上帝拯救人类的一个管道，却不是上帝救恩的贮存所，实际上比较像是上帝救恩的一种工具。
教会以基督耶稣为「主」，应该效法基督所扮演的三重重要之角色：君王（道路）、先知（真理）、祭司（生命）。这是教会最理想的角色。然而，由于无法完全排除人的罪性因素，效法基督并宣扬拯救的教会有时也会掉进需要被拯救的严重境地。由耶稣的门徒及其它跟随者所形成，并延续至十六世纪的传统教会，便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改革运动于焉产生。
二‧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及精神传统：
宗教改革运动提出了「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信仰口号，挑战了传统的教皇权，主张上帝所启示的圣经是信仰的根源、依据、和判准，因此才是教会真正的权威。宗教改革者也提出了「唯独信仰」（sola Fidei）的口号，主张只有在信仰上绝对信赖上帝的恩典，人才获得拯救。救赎无法凭借人自己所做的功德换取得到；拯救也不是结构性的教会所能赐予的。这两个重要口号，同时指向「唯独基督」（solus Christus）这个信仰的核心。而这些信仰宣告，实际上暗示了人的问题，以及人自己在得救上的无能。拯救唯独来自上帝的恩典。
宗教改革运动也呈现了基督教会信仰非常宝贵的一个特色，就是批判、反省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改革宗教会，其实也应该是真正的基督教会信仰的特质。基督教会对内的批判和反省，成为自我批判（self-criticism）之精神，对外则表现为先知精神（prophetism），二者都是极其宝贵的。不论是自我批判精神或先知精神，其实都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教会的改革并非已经完成，而应是继续不断地改革下去（Ecclesia reformata semper reformanda est）。唯其如此，教会才有可能防止腐化和死亡。
经过了四百多年发展的改革宗教会，由于还是无法免除人之罪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里也一样面临困境。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虽然是教会做为也是人的一种组织的必然发展，但制度化却带来了僵化的结果。而组织的僵化，也随着带来了信仰的僵化。其次，由于时间的绵延，改革宗教会也成了一种教会传统，而呈现出「传统化」的形貌来。传统化则带来了「老化」，由于老化，自我批判的精神也跟着失去了。剩余的老大批判精神，可能只是专门针对自己以外之人的指责而已。这样的教会，其实已经成了一种跛脚的教会，不是健全的教会。因此，今日教会所面对必须思考的，正是「传统与创新」的重大问题，也就是如何一方面保存既有的好传统，另一方面又能突破传统的坏束缚，以真实信仰的原貌不断地自我批判和反思，展现出适应时代且带领时代的新气魄。
三‧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前已述及，宣教是教会的本质，也是教会无法丢弃的绝对使命。在面对二十世纪的结束，以及紧接着二十一世纪的来临之时，教会应该反思从过去学到了什么？面对未来，又有什么新的宣教课题？二十一世纪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纪？它的特色是什么？在这个世纪的情境里，教会要宣讲什么样的「教」？什么是教会所要宣讲的「教」？「教」是一种思想？一种意识形态？或甚至一种理论？教会要走在台湾时代及社会的前端？要引导社会潮流？如何引导？朝什么方向引导？教会是否要成为社会的改革者？什么样的改革者？激进的？温和的？这些都是值得用心去探讨的问题。
二十世纪末的台湾遭逢了许多困境和难题，其中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但综合所看到的种种现象，台湾社会物质化及异化（alienation）的问题愈趋严重，价值观十分紊乱，政治及社会上的投机主义充斥，事事以实利为导向，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造成社会上一切以金钱利益为准的价值观，也导致人性的堕落。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教会的宣教及福音的内容应该是什么？
其实，教会处在这样的社会情境里也难免受到污染，因此，教会也有堕落的迹象。在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前景和挑战时，教会首先应该加强自我的批判与对自我的挑战，唯有经过一番严厉的自我批判并勇敢地改革，教会才有可能像十六世纪的改革宗教会如浴火凤凰般从烈火的灰烬中冉冉重生。
二十一世纪台湾教会应该思考的新宣教课题是：如何帮助这个问题重重且破败的社会重新建立起来。「拯救」或「救赎」不应只具有个人或私秘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意义。发扬救赎的社会意义是未来教会努力的宣教方向，因此教会加强社会意识是必要的。从前「教会与世界」、「属灵与属世」的严格区隔，必须重新调整。
面对人性堕落的问题，我们了解是由于高度物质化及功利思想所造成的，因此，未来的宣教再度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是必要的，而其努力要达到的应该是建立一个以爱相系的公义社会，并在接纳多元的情况下缔造一个和谐而有人性的新社会。综合来说，未来的台湾教会宣教应该是十分「社会取向」或「此世取向」，而非「天堂取向」或「他世取向」的。
此外，在反省台湾社会的根本问题时，其实教会在将来也应担负起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参与塑造台湾的新文化。文化是传承历史的，但也可以是创新的。台湾文化有其历史渊源，但其渊源也充斥着种种弊病，这些弊病可能隐藏或呈现在社会层面、精神层面、或宗教层面里。有些神学家对本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太过美化和简化，笼统地提出应该尊重文化的主张，但问题是：尊重什么样的文化？或尊重文化中的哪一部份？台湾的贪污文化、色情文化、敷衍文化、现实文化、功利文化、宗教上的混合主义文化必须被尊重？或甚至接纳？这些都是值得反复思考的。若是教会的宣教能为文化加入一种新的元素，注入一股新的力量，开创一线新的生机，也未尝不是符合上帝旨意的。
耶稣生长在以摩西五经传统为建构基础的犹太律法文化中。从生到死，从里到外，他是一位百分之百的犹太人，但他挑起了社会及宗教文化改革的重任，并非真正在意于打倒传统的旧文化，而是给传统文化一个重生的契机，其中所涵蕴的虽然不是以新的代替旧的，但给予旧的文化一个新的体质和面貌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这或许是改革宗教会思考未来台湾宣教发展时可以参考的一个典范。
〔结语〕：属于改革宗传统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近一、二十年来在台湾社会中所展现的先知精神有目共睹，其作为也逐渐被广泛肯定为历史上的重要信仰见证。长老教会有其优良的信仰传统，但也有其无可否认的重大缺点，若是能够再次发挥真正的改革精神，重新反省和思考，则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必定能够开创一番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宣教事业。